周恩来对建立和推动中日贸易关系的重要贡献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立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毛研究所 100732

原文出处:
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在东西方尖锐对立的50年代,周恩来着眼于中日友好的长远,从中国外交战略和经济利益角度考虑中日关系,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从开辟民间贸易渠道入手,建立中日贸易关系,并设计了备忘录贸易形式,形成了把中日两国民间交往与官方交往联系起来,以民促官,把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衔接起来,以经济影响政治的格局。此后又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以政治影响经济。由此形成了中日之间经济关系发展推动政治关系发展,政治关系发展又推动经济关系发展的良性结构。周恩来是中日贸易关系的奠基人。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8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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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贸易是中日两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起到了推动作用,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和睦邻友好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中日贸易关系的设计者和推动者是周恩来。

      一、周恩来的思考基点和入手点

      建国之初,作为中国国际政治决策人之一的周恩来,是从两个基点考虑中日关系的。

      第一个基点,周恩来清楚地认识到,当时中国处于被西方世界包围封锁之中,外交上不得不向苏联东欧“一边倒”。这种局面从长远看对中国不利。中国要走向世界,改变“一边倒”的局面,就必须打破西方世界的封锁。就中国最切近的利益来说,在于首先打破自己在亚太地区的被孤立封锁的局面,而此种局面,从根本上来说,在于日美关系和日美与台湾的关系。可以说,这种关系形成了孤立、封锁中国的一个链条。怎样打开这个链条?从当时世界政治对立状况和中苏关系来看,与美国直接对话是不可能的;从台湾国民党政府的顽固立场来看,国共两党亦不可能重开谈判。只有从日本入手,着力于逐步推进中日关系,由此化开坚冰,打破封锁。

      第二个基点,建国之初,为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日夜操劳的周恩来深切地感到拓展外贸渠道的重要。当时中国虽已与苏联、东欧建立了贸易关系,但很有局限性。中国要进一步搞活贸易,也须开辟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渠道,进一步解决外汇、技术、产品等方面的问题,弥补贸易缺陷,以利于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从另一方面看,作为岛国的日本,扩展贸易渠道是事关其生存的大问题。日本的许多产品也在寻找国外市场,同时也苦于难以进口其国内短缺的产品。此外,日本财界对政府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向外扩展经贸关系正是日本财界利益所在。1949年5月,日本就在财界中有远见人士的推动下, 成立了“日中贸易促进会”和“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两个组织。因此,发展中日关系以打破封锁链,在日本国内有内在因素,是完全可能的。

      正是从上述两个基点出发,周恩来决定发展中日关系。问题是从哪里入手。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当时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敌视中国,日美、日台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难以松动,而中国则坚决反对美国的亚太政策,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因此,中日两国处于紧张对峙状态,一时难以建立正式官方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具有远见卓识和高度智慧的周恩来决定从经济贸易入手改善中日关系。在中日两国不能建立正式贸易关系的情况下,从民间贸易入手,用推进两国贸易的办法,逐步把民间交往与官方交往联系起来,以民促官,逐步把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衔接起来,以经济影响政治,走出一条从民间外交到半官方外交再到关系正常化之路。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国营铁路工会访华团时, 对他早已形成的这一构想作了追述。他说:“我看,就照国民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间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交部长签字,这也很省事,这是很好的方式。到那个时候,只剩下中国总理、外长和鸠山首相、重光外相喝香槟酒了”〔1〕。

      正是基于这一构想。1952年4月, 周恩来亲自作出决策: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中国代表可以与日本代表接触,可以向他们主动发出访华邀请。事情的发展果如周恩来的预想,日本代表立即决定应邀访华。5月15日,日本代表帆足什、高良富、宫腰喜助、 中尾和夫飞抵北京,与中方代表南汉宸、冀朝鼎、孙平化、肖向前、林放就发展中日民间贸易问题进行了半个月会谈。会谈中,中方的实际总指挥是周恩来,他不仅亲自部署了会谈内容、方式,而且对双方贸易项目、种类都一一审定。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注下,双方达成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 6月1 日,双方在北京西交民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大厅里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签字仪式。代表中方签字的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日方由帆足什、高良富、宫腰喜助分别代表日方三个民间贸易团体签字。当时这个贸易协定的往返金额为3000万英镑(各方购入与售出的金额各为3000万英镑),以货易货,英镑计价。协定按当时双方供求关系的轻重程度,将双方出口货单分为甲、乙、丙三类,规定同类相换。中国主要输出煤炭、大豆、棉花等矿产品、农产品;日本主要输出紫铜、钢材、纺织机器、农业机械等工业产品。

      在周恩来设计、推动下达成的中日第一次民间贸易协议虽然金额少、种类也不多,但其意义重大。第一,这是战后中日双方第一次平等的贸易协议。中国方面和日本方面对此都很瞩目。第二,此协议打开了中日之间无官方关系条件下民间贸易往来的渠道,这一渠道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主要联系方式。可以说,这个协议是中日友好的第一步。第三,此协议比较特殊。中方是以官方出面签订的,日本却是以民间出面的,日本贸易的主要承担者是一些公司,但日本出面的代表是国会议员。可见日方也不纯粹是民间方式。第四,这是当时东西方对峙情况下,中日双方建立的联系。当时中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日本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密切联系的国家,且中国正在朝鲜与美国打仗。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建立贸易联系实属难能可贵。第五,此协议的签订,在日本引起极大反响,日本工商业界中希望与中国建立传统贸易关系的人士为之兴奋,在经济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一股推动中日友好的力量。

      二、奠定中日贸易基础

      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签字后,中日贸易一波三折,发展很不顺利。主要原因是日本当时政府的阻挠,特别是岸信介内阁成立后,对中日贸易采取不支持的政策,因此中日贸易一直未有显著进展。长崎国旗事件后曾一度中断。但是中日贸易却很快恢复并一直保持。其原因在于:(1 )中日两国人民均有友好交往的愿望,这是人为障碍打断不了的。(2 )日本企业界有自身的利益。通过中日贸易,日本企业能为自己的产品找到广阔的市场,因此许多企业成为中日友好的推动者。(3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在国际上并不孤立。日方能提供的产品,中国通过其他国家也可以搞到一些,因此日本手中的牌并不硬。(4)中国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三年恢复期后,中国经济建设明显进步,经济上立住了脚跟。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扩大了,对外关系也进一步发展。上述四条中,中日人民友好交往的愿望,是最基本的。正因为如此,中日贸易才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得以保持和发展。例如,当1958年岸信介内阁阻挠中日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执行时,日本国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促进日中友好的国民运动,37个民间团体成立了完全实施协定国民运动实行委员会,日中友协也开展各种活动促进日中恢复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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