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是我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理论家。他在理论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关于国民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思想就是其中之一。 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应当支持和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列宁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益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愈有保证。”〔1 〕瞿秋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从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出发，论述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在实践中积极地赞助和参与了国共合作的活动。他指出：“中国的工人阶级在自己国内资本主义初期发展，同时便是世界社会革命开始的历史时代中，第一步的斗争便不得不认清自己阶级的使命——赞助并领导中国的国民革命。”〔2 〕这就说明了无产阶级要同其他革命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首先是由其阶级使命决定的。另外，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也决定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瞿秋白指出：“列强欺侮我们”，“简直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把中国人变成他们的奴隶牛马”；“军阀压迫我们”，“勾结列强，实行卖国。”〔3 〕因此，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必须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在当时第一步就是要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我们若要脱离列强和军阀的压迫，自己建设真正的平民共和国，真正的独立国家，真正能发展自己的经济，我们必定第一步先要组织平民的政党——我们自己的国民党。”〔4 〕他高度评价了改组国民党和实行国共合作的重大意义，把它比作是“中国民权运动的新纪元”，〔5 〕是“中国革命史的第二篇”〔6〕。他的这些思想对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 无疑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瞿秋白还从中国国民革命的性质和社会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论证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他说：“中国革命现时的职任，还并非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之无产阶级革命，而多分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质的革命。”〔7 〕是使中国“脱离封建宗法制度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剥削”〔8〕。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的， 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不能“因为中国革命运动或所谓新思想带着一些社会主义色彩”，便以为中国“现时所需要的革命是社会主义的”〔9〕。 正因为中国革命是摆脱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是实行民主改革和民族解放，有利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而“民族资产阶级也需要关税自主，需要取消治外法权，需要收回租界”，“因此，中国革命之中确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之可能。”〔10〕这是建立统一战线的经济和政治的基础。至于“小资产阶级感觉压迫而倾向革命”，“这个阶级的革命化是无可遏制的”。〔11〕但从整个说来，小资产阶级“不能有独立的政治行动”，“他们在政治上必须无产阶级之领导”。〔12〕农民占中国人口的最大多数，“是帝国主义剥削的最大的对象和最深的基础”。因此，农民有极大的革命性，有“彻底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的革命要求”。〔13〕工人阶级“能彻底革命”，“彻底地扫尽旧统治阶级”。〔14〕“能为民族利益而勇猛的斗争，因为它的利益与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是相同的”〔15〕。从这些分析出发，他认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可以结成广泛的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共同进行国民革命。 1927年2月，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文中， 对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了概括性的说明。第一，“中国革命含有以‘全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意义”；第二，无产阶级“要领袖民族革命”，“他应当代表民族”，“应当以民族革命的名义，实行阶级斗争，遏止资产阶级的斗争；”第三，“中国的资产阶级非常之弱”不能领导革命到胜利；第四，“国民革命的民族性，使我们在国民革命政党之外，很不容易征取广泛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而中国革命中共产党的职任，更加不应当限于取得工人群众）”〔16〕。 在实践中，瞿秋白积极从事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工作。1924年1 月，瞿秋白和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等一起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是大会宣言的起草者之一，曾多次就国共两党合作等重大问题同孙中山磋商，他的许多意见为孙中山所采纳。这个宣言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成为革命统一战线建立的历史见证。 二 国共合作以后，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如何分析和认识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是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首要问题，也是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瞿秋白不仅具体分析了中国的资产阶级，而且论述了党对资产阶级应该采取的政策和策略。 早在1923年1月，瞿秋白就从实际出发， 考察了中国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关系，将它区分为“买办官僚式的商业财政资本”与“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两个部分。〔17〕经过几年国民革命的洗礼，到1927年2月， 他写作《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时，已能对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进行更全面更深入地分析了。首先，他已将资产阶级准确区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关于买办资产阶级，他指出：“帝国主义要组织指挥中国的经济，必须一种‘中介’——就是买办阶级”，“买办阶级只限于相当掌握着经济的最高权的钜商军阀大官僚大地主”。他们是“帝国主义雇用的洋奴”，是“帝国主义的反革命之化身”。〔18〕因此，他们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主要敌人。其次，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复杂性和两面性。瞿秋白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很幼稚，“他不但没有脱离商业资产阶级的状态，并且收集小资产阶级的资本，——自然至今还和商业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有相当的关系。再则，他要和外国资本争取国内的市场和原料，就应当经过商业资本，而与土豪富农发生相当的联系。”〔19〕“所以他还不是很明显的大工业资产阶级，他的经济基础向右扩大到买办性的商业资产阶级，向左扩大到最上层的小资产阶级（店东）。”〔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