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之成为现代中国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除了其本身所具有的震撼力外，还与现代中国激进主义所建构的强势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这是不讳的事实。因而伴随这种意识形态的解构，对“五四”运动的争议、反思甚至批评，也就成为近年来学术界一件引人注目的事。然而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五四”运动与自由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亦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自由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作用，自由主义与“五四”运动的历史关系，已有论者进行了详尽的叙述。自由主义作为历史见证人，如何阐释“五四”运动，则鲜有人论及。本文试以胡适为例证，对自由主义与“五四”传统的内在关联作一疏导，通过这一论述，对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特点和运作方式，我们也许能获致更为深刻的认识。 一 “五四”话语与“五四”传统 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五四”运动，即它不单指1919年的“五四”事件，还涵盖前此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实际上主要由两大思潮催化而成，即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大思潮汇合的历史缘由在于他们对于反抗传统的文化专制主义和致力于建设民主政治有着共同的兴趣。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一文所提出的“民主”、“科学”，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即为他们的共识。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姻缘结合，为运动的推进注入了双重动力，但两大思潮毕竟渊源各自，取向不同，个性迥异，这也就注定了他们分化、离散的结局。 “五四”运动的双重动力决定了与其相联的双重色彩。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曾如是描绘那场震撼全欧洲的法国大革命：“18世纪和大革命，像共同的源泉，生成了两股巨流，第一股引导人们追求自由制度，第二股则引导人们追求绝对权力”。“五四”运动也呈现类似的情形。以它与前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相联系的一面看，“五四”运动发展并强化了两种观念：革命与民主。在观念形态上，革命将人们引向对旧制度、旧思想、旧习俗、旧生活方式的反叛；民主则成为人们谋求建立新社会、新政治、新道德、新生活方式的价值标准和观念基础。两者并非一回事。革命不等于民主，相反，革命过程中时常伴随不容忍，伴随你死我活的斗争，革命有时会与民主冲突，甚至以牺牲民主为代价。民主也并非革命，民主是各种政治派别都要遵循的行为规范，是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相互依存的社会契约，是承认人各有其价值并听其自由发展的生活方式。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看，民主是一个历史过程，谋求民主的方式，渐进往往比革命更合理、更富有成效。 革命与民主是“五四”运动中真正具有影响力并渐次上升为主流的两大观念。然而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革命和民主并不是“五四”运动的发明。在此之前的辛亥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既提倡革命反清，又追求民主共和。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革命与民主相结合的一个成果。这一成果无论从它的内在构成，还是从它植根的社会土壤来看，都很幼嫩。民国初年所出现的政治乱象和文化复古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民主意识和革新观念极为脆弱，一大批革命党人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海外，更是说明新旧力量对比的格局没有真正改观。新文化运动蔚然成为不可阻挡的新思潮，并衍及政治层面，爆发了“五四”事件，在观念上产生了两个重要转变：一是革命的观念深入社会，是否革命成为进步与反动的分界线；二是民主成为支配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能否民主构成他们评估政治好坏的标准。这两大观念相互重叠，又相互矛盾。它们的突破得力于“五四”时期鼎盛一时的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阐发。激进主义以“决不容他人匡正”的革命姿态推动文化革新，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得力于这种精神的激励。自由主义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打破传统的“道统”观念，民族文化所蕴藏的内在能量从而得以迸发。不过，无论是激进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在他们的思想性格形成中都存在内在矛盾和外在冲突。激进主义并不排斥民主，但他们对革命的热情以及不择手段，最终将他们推向了反民主的道路。自由主义也不反对革命，但他们对纯正民主生活方式的追求，使他们不得不抛弃日渐暴力化的革命，走上了渐进之路。这两大思想派别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强化各自的思想定势，构建各自的意识形态，从而形成了与“五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大传统：激进主义的革命传统和自由主义的渐进传统。 “五四”运动的双重动力和覆盖在它之上的双重色彩，以及与它相联结的两大传统，决定了诠释这一运动的话语（Discourse）〔1〕的两重性，亦即本文所欲提示的“五四话语”的两重性。 激进主义在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运动中建立了自己的强势意识形态，它所构筑的话语系统因此也成为一套强势话语。它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从陈独秀开始，中经瞿秋白、新启蒙运动，到毛泽东臻于成熟。陈独秀高扬“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瞿秋白突显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三十年代中期的新启蒙运动则构筑了启蒙与救亡两大命题，毛泽东高屋建瓴，对“五四”运动的性质、意义及其历史作用作出合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解释。随着激进主义对“五四”运动这一具有关键意义的历史题材的有力阐释，“五四”话语权力也渐次被他们所掌控。半个世纪以来，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引导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主流，不难想象，进入“五四”运动这一研究领域的绝大多数学者自然也接受了革命话语的洗礼，在研究思路上表现出与这套话语系统的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