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至五四时期，民主革命的先躯者从挽救民族危机的愿望出发，揭示出有关“国民性”改造的问题，这是文化思想启蒙中的一项重大课题。陈独秀从辛亥革命前到五四时期，将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作为救国方案之一。多年来学术界对此褒贬不一。 陈独秀早年将改造“国民性”作为改造社会的起点 社会各阶级分别有其特性，然而同属一国之民，由于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共同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共同的地理环境、共同的风俗习惯，也就必然在各阶级特性之外，还有国民共性，这就是所谓国民性。 以往学术界凡是涉及陈独秀早年批评中国“国民性”落后的论著，多认为陈独秀蔑视群众，并由此推论出陈独秀一贯缺乏群众观念，至少是早年心目中根本没有群众。遂进一步推论出这是他以后犯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笔者认为这些批评不确切。那么怎样认识陈独秀早年论及“国民性”的一系列文章中，十分尖锐地批评中国国民“无爱国心”、“苟安忍辱”、“麻木不仁”、“愚昧”、“苟偷庸懦”等等，并归结为均属中国国民的“恶劣根性”呢？笔者认为，如果就“国民性”本身而论，中国的“国民性”和世界各国的国民性都存在着优与劣、善与恶两个方面，都是一分为二的。陈独秀当时的动机不是就事论事地论国民性，而是唤起国民来痛恨国民性中的“恶劣根性”，并从改变国民性为起点，达到国民奋起改造社会的目的。 在陈独秀批评国民性的前后，鲁迅以小说形式写下了《阿Q 正传》、《祝福》、《离婚》、《药》、《故乡》等作品，深刻揭露了“国民性”中愚昧、麻木等落后的一面。嗣后孙中山在其著作《民族主义》中也揭示出中国国民缺乏卫生习惯，在公众场合不懂礼貌、不讲文明等等。这些与陈独秀批评的“国民性”中的“恶劣根性”的意图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唤起民众改造国民性。 与同代人士改造国民性的主张相比较，陈独秀更为激进，观察问题更为深刻。陈独秀更清楚地观察到中国的国民性和社会病态、政治腐败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称外人之讥评吾族，有“好利无耻”、“老大病夫”、“不洁如豕”、“游民乞丐国”、“贿赂为华人通病”、“官吏国”、“朦尾客”、“黄金崇拜”、“工于诈伪”、“不服权力不服公理”、“放纵卑劣”等弊病。“凡此种种，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又无一而为献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陈独秀借外人对国人之讥评，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国民性的看法，虽然其中有的话不确切，但总体上说，足以反映出中国国民性中的严重问题。 陈独秀说：“我之爱国主义，不在为国捐躯，而在笃行自好之士，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弭乱源，为国家增实力。”也就是献身于改造国民性，他认为这种爱国主义，非治标，而是治本的爱国主义。陈独秀认为“抵抗力之薄弱，为最深最大之病根”，他所说的抵抗力薄弱，指的是对于列强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迫的抵抗力。又认为造成“抵抗力之薄弱”的原因有三：一是学说之为害，即“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这些传统文化中的消极面，“充塞吾民精神界者，无一强梁敢进之思”，也就是说造成了国民的进取意识、竞争意识和斗争精神衰落。二是专制君主之流毒，也即长期来的“人治”传统，抹杀了国民的“法制”意识，“生死予夺，惟一人之意是从，人格丧亡，异议杜绝。所谓纲常大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民德，民志，民气，扫地尽矣。”陈独秀发表此议时虽早已是民国，但专制君主流毒仍然存在，仍缺乏民主的空气与民主的习惯。三是统一之为害。陈独秀所看到的是大一统的消极面，他认为中国古代不统一的时期“列邦并立，各自争存，智勇豪强，犹争受推重。政权统一，则天下同风，民贼独夫，益无忌惮。”作为臣下，决不可与主上的错误决断抗争，而只能是“臣罪当诛，天王圣明”。显然陈独秀所批评的“统一之为害”是具体指当时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的统一。至于民主政权下的统一，当然应另作别论。 陈独秀并非仅仅揭示出国民性中的“恶劣根性”，也并非仅仅指出其形成的原因，而是就此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方案。他的方案总体上说是“民主”与“科学”这两面大旗。他在这一方案下，所提出的6 项主张即：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是文化启蒙的6项主张，其实文化启蒙在于启愚昧之蒙， 这与国民性的改造是一致的。 陈独秀在其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改造国民性的总体方案与6 项主张之外，还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提出涉及改造国民性的一系列格言。例如：“曰勤”，他充分阐释了勤劳对于社会及个人的重要意义；“曰俭”，他认为：“奢侈之为害，自个人言之，贪食渔色，残害其生，奢以伤廉，堕落人格。”“自国家社会言之，俗尚奢侈，国力虚耗。”；“曰廉”，他解释为“金钱罪恶，万方同慨”，“但有钱可图，便无恶不作”。；“曰洁”，他举出中国人种种不讲卫生的坏习惯，认为内心之不洁比外观之不洁更为严重；“曰诚”，陈独秀列举了袁世凯称帝过程中，许多人阳奉阴违，袁氏咎有应得，但国民“诈伪不诚”已完全暴露。陈独秀希望爱国之士“本诸良心之至诚”，“以存国民一线之人格。”；“曰信”，陈独秀认为“人而无信，不独为道德之羞，亦且为经济之累”。“是故民信不立，国之金融，决无起死回生之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