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是以蒋家王朝的覆灭和新中国的诞生而载入史册的。 这一年的春天，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后，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解放全中国的各项方针，确定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 10月1日，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 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中国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中国实现独立、民主和走向繁荣富强的新的历史纪元。这是前无古人的伟业，但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党反动政府给我们留下的是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民生凋敝的烂摊子。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顺应全国人民的要求，集中全党智慧，以巨大的魄力，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奋斗，仅仅用了3年时间（1949—1952年），就把国民经济恢复到历史上（1936年）的最高水平。 3年的实践， 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预言：“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这期间，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我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直接参与了建国之初的大事、要事，因而对这段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进程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1949年4月初的一天，任弼时同志通知我开会，他说：“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让你以后列席书记处会议。”那时，毛主席、党中央刚到北平，还住在香山。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则在北平城内。当时我想，华北局在“天子脚下”，研究有关工作时，叫我参加一下，是很自然的事，便说：“可以。我随叫随到。”弼时同志似乎看出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又强调说：“是列席书记处会议，是要你参与书记处的工作的。”他的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我沉思了半晌，觉得实在难以担此重任，便说：“这个决定，我觉得不合适，我不够格。”弼时同志说：“中央考虑过了，你够格。”我回答说：“恐怕中央对我估计高了，其实不副。” 熟悉我们党的历史的同志都清楚，在1928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虽然也选出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但是，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9页）。我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参与书记处工作的那几年，正是在党的七大之后、八大之前。七大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没有设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当时的中央书记处是主持中央工作的最高决策机构，其地位、作用不言自明。它相当于八大后的政治局常委会，而不同于八大后的中央书记处。 就这样，按照中央决定，我开始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时年41岁。 开始一段，书记处的会是在香山开的，并不定时。1949年6月以后 ，毛主席、党中央搬进中南海，书记处会议大都在颐年堂开，有时也在毛主席的居处菊香书屋开。会议每周一次。 新中国成立前后，党中央的工作千头万绪。除了军事上向全国的胜利进军和外交上与苏联结盟外，当时最紧迫的是两件事：一件是政治上的，要制订《共同纲领》，筹备召开新政协，组建中央人民政府；另一件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 这期间，我是作为列席书记处会议的一个成员来工作的，其中特别要我参加的有： 参与制订《共同纲领》。这一纲领关系重大，制订十分慎重。我参加了《共同纲领》起草过程的研究讨论。纲领中没有写社会主义，也没有写“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这当然不是因为疏忽，而是因为这是一个现阶段的最低纲领。当时毛主席、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很明确：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必须搞一个阶段的新民主主义，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增加社会主义成分，等条件成熟以后，再顺利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后来的发展说明，当时的这一设想是符合实际的，是正确的。如果按《共同纲领》坚持10年20年，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仍难免遇到各种复杂的情况，但有可能避免那些由于急于求成而遭致的曲折。 筹备新政协，协助组建政府机构。在参与起草、讨论、修改《共同纲领》的同时，中央又确定我作为新政协筹备会党组成员，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工作，并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协助周恩来同志组建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特别是在安排民主人士方面，中央要我多做些工作。这方面的情况，我在下面还要谈到。 参与新中国的财经领导工作。早在1949年5、6月间，党中央就着手筹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由陈云同志任主任。有一次，毛主席在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了这一问题，并说：“叫一波去帮陈云。陈云需要一个好帮手，叫一波去！”我说：“到中财委协助陈云同志，我愿意。但我还有华北局那摊工作，也是一个重头，一身二任恐怕顾不过来，要误事。”毛主席说：“第一书记还是你，实际工作可以由刘澜涛他们去做。”毛主席是要我把主要精力放到中财委。就这样，我担任了中财委的副主任，主持中财委的日常工作。虽然我仍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但实际工作已由刘澜涛、王从吾同志他们主持了，我只是不定期去参加一些会。主要是去“吹吹风”，传达一些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过的可以传达的意见。 主持全国编制委员会。随着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工作的展开，政务院于1950年3月决定成立全国编制委员会，由我任主任， 聂荣臻任副主任。当时全国军政公教人员猛增，1950年初已近900万，如不加以控制 ，不仅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而且势必形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生事扰民、效率低下的状况。应该说，当年我们党下大力气抓控制编制的工作，是有远见的。这项工作不仅对当时统一全国财经有积极影响，实现了毛主席所指示的“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而且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