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抗战与迁都洛阳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侵犯上海， 守卫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是为“一·二八”事变。为应付来势汹汹的日本侵略军，国民党中央于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即29日）一方面决议设立军事委员会，以筹划、指挥国防有关事宜；一方面由外交部公开发表《对淞沪事变之宣言》，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进逼不已的侵略行径，表明中国政府为维护主权完整不得不“采取自卫手段”并“当继续严予抵抗”。由于首都南京距已成战场的上海不到200公里， 又有长江大动脉及沪宁等铁路、公路相连，如果上海失守，首都南京势难保全。为免除党政各首脑机关直接暴露于日军的攻击与威胁之下，1月29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会决定迁移政府于洛阳。1月30日，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与五院院长共同签署发布了《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办公宣言》。2月1日，林森及各院部会首长汪精卫、蒋介石、张继、冯玉祥、李烈钧、李济深、朱培德、叶楚伧等相继抵达郑州，次日即离郑州赴洛阳并相继在洛阳办公，留在南京者，仅军政、外交二部而已，其他各部会则各于南京原址设立驻京办事处（财政、交通两部另于上海设驻沪办事处），以便处理相关的善后事宜。 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召开。 此次会议讨论了“我们今后是否仍然以南京为首都，抑或应该在洛阳要有相当的时间，或者我们更要另找一个适宜的京都”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与会者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势在必行及首都南京在对外战争中所处的不利地位，综合当时中国国内多方的具体情形，讨论通过了国民党中常会提交的《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陪都》议案。该议案内称：“……窃以南京为中华民国之首都，载诸约法，本无疑问；但按诸目前情形，实有以洛阳为行都之必要，行政院已设有行都设〔筹〕备委员会经理其事。至于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并由中央特派专员担任筹备，从本年三月起，以一年为期，筹备完成。”会议最后于3月5日决定：“（一）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二）以洛阳为行都；（三）关于陪都之筹备事宜，应组织筹备委员会，交政治会议决定。”此举表明：由于当时日本军队挑衅的主要地点是华东的上海，中国所受的最大威胁在东部沿海地区，所以国民党中央依据孙中山早年的构想及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形，作出了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中原与西北的打算。 从西安转向四川 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最初选择陪都、行都时，首先将目光投向了西北和中原地区。嗣后，国民党中央又成立“西京筹备委员会”，以专门的组织和力量对陪都西京的建设作了若干筹划，对整个西北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但是，国民政府的此种决策，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形和政治环境决定的，是国民政府在尚未实现全国真正统一的前提下作出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因而这种选择也就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将中国的西部地区作为中国对外战争时期的根据地，从长远与全局观点看，也是极不合理的。这主要是因为：第一，西北地区虽然土地广阔，资源丰富，但地瘠民贫，经济普遍落后，粮食更为缺乏，缺乏作为战时首都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第二，西北地区毗邻华北，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垂涎已久，志在必得。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易于受到日本强大武力的威胁，且又有陇海铁路与西北地区相接。华北一旦不守，西北地区即完全暴露于日军的威胁之下，其在国防上并不具备多少优势。第三，西北地区与苏联接壤，对于当时尚未与苏联恢复正常外交关系，仍坚持反苏反共政策的国民政府来说，苏联的潜在威胁或许不小于日本。且作为西北地区后大门的新疆，也从未被国民政府真正控制，统治新疆的盛世才，反复无常，此点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无疑也是一块心病。凡此种种，足以证明将西北地区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之故，作为国民党中央负主要军事与国防责任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认为：抵抗暴日，即使将中枢机构迁到洛阳，“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中国要下定对日抗战的最后决心，就必须寻觅一个比洛阳、西安更为安全且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地区，来作为战时国家与政府的根据地。为达此目的，蒋介石率其主要幕僚，自1934年秋开始，用一年多的时间，马不停蹄地对华北、西北以及西南的10余个省份进行巡视、考察、分析和研究。最后，蒋介石通过对各地地形、物产、交通、人文诸方面的综合考察，在逐渐控制了西南诸省后，于1935年10月作出了将战时国家的最后根据地定在西南四川的决策。 四川，位于中国西南部，“北以岷山山脉与陕甘二省分界，西和西藏高原毗连，南以金沙江与云南、贵州接壤，东以巴山山脉和湖北、湖南相连。”其面积广阔，人口更在中国各省中位居第一。盆地内气候温和，风调雨顺，土地肥沃，物产富饶，自古以来即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因为四川的这个地理环境，也因为四川的这种物质环境，从而使得四川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国学大师梁启超曾经指出：“在中国地理上，具有独立资格的，只有广东和四川。”蒋介石也早在民国初年即认为：在中国各省之中，能作“革命根据地”的，“只有两省可当选，第一是广东，……其次就要算是四川了。因为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都在任何各省之上，而四川同胞的天性，富于民族的情感，一贯的忠于主义，勇于革新，……”自此之后，蒋介石就始终看好四川，始终坚持其“蜀粤并重”的思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仍是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四川的一切，对四川这个中国的重要省份，也是志在必得，只因长时期陷于与各地新旧军阀及中国共产党的战争之中，他无暇也无力顾及罢了。 1935年3月，蒋介石打着“追剿红军”的公开旗帜， 怀着“追剿红军”、统一川政、寻觅对日抗战最后根据地的三重目的，率其高级幕僚陈诚、顾祝同、杨永泰、晏道刚等飞抵重庆，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也开始了其策定四川抗日根据地的历程。3月4日，即抵达重庆的第三天，蒋介石即在重庆作了《四川应作复兴民族之根据地》的公开讲演，再次表示了他对四川的高度重视和殷切希望。这以后，随着蒋介石在西南三省逗留时间的延长，也随着他对西南三省地势、气候、矿藏、物产、历史、民风民俗的进一步了解和认识，还随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的撤出四川，更随着国民党中央势力对西南诸省的深入渗透及对该三省政治、经济、军事控制的加强和巩固，蒋介石对西南三省特别是对四川有了进一步认识。10月6日， 蒋介石在成都四川省党部扩大纪念周上作了题为《建设新四川的根本要道》讲演，再次强调了四川地位的重要及其与国家治乱、民族兴衰的密切关系，第一次公开、明确地提出了四川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省份，“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的观点。蒋称：“我自入川以来，直到昨天为止，留心体察四川的情形，总觉得我们中国其他任何一省，都比不上我们四川。你们看：四川的土地广大而又肥美，所产的东西，不仅种类繁多，几乎无所不备，而且量多质美，更为别省所不及。……尤其是山川形势的雄伟奇峻，格外难得。……再加气候之温和，和人民之众多与勤劳优秀，更增加四川之伟大。……四川因为有如此伟大优良的自然环境，与悠久深厚的文化基础，实在是我们中国首屈一指的省份。”“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方面，实在不愧为我们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两天后，蒋介石又以《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的关键》为题，再一次阐明了四川在中国抵御外来侵略的战争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演词中说道：“现在我们就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来讲，中国的精华——国家生命的根基是在长江流域。长江流域不能统一安定，无论是华北或华南都不能统一安定。我们四川既居长江上游，又有本部各省之中拥有最广的土地，最多的人口，最大的富源与最好的形势之所在，所以四川的治乱，不但影响长江流域的治乱，而且可以定整个国家的治乱。……大家要晓得：今后的外患，一定日益严重，在大战爆发以前，华北一定多事，甚至要树立伪政府都不一定。但是我们可以自信：只要四川能够安定，长江果能统一，腹地能够建设起来，国家一定不会灭亡，而且定可以复兴！日本人无论在东四省或者将来再在华北弄什么伪组织，都不相干，都不足以致我们的死命。我们今后不必因为在华北或长江下游出什么乱子了，就以为不得了，其实没有什么！只要我们四川能够稳定，国家必可复兴！”蒋介石明白无误而又颇为自信地宣称：在中日战争正式发生后，无论中国的东北、华北及长江下游出现什么乱子，产生何种困难，但只要川滇黔三省存在，国家必可复兴，“其实不必说川滇黔三省存在，就是只剩下了我们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是大有可为。”至此，蒋介石以四川为对日抗战根据地的思想，遂牢固地确立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