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蒋介石有抱负，有志向，想出人头地。他如愿被清政府公派去日本学习军事，这是他走上仕途之路的第一步。然而，他没有选择维护清朝统治的道路，却踏上了追随孙中山艰难险阻的革命之路。这是由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思想基础决定的。 一 人的思想的形成不仅与长期所受的教育有关，更离不开特定的历史环境。蒋介石和孙中山都受过儒学和西方文化的教育，这就为两人的接近提供了共同的思路。蒋介石从5岁开始读《三字经》、《孝经》，直至19岁已较系统地学习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接受了儒家正规教育的严格训练。可以说，儒家思想在他的脑海中已潜移默化地扎下了根，而且对他日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蒋介石十分推崇王阳明、曾国藩的学说，不仅喜读且研究。他曾说：“阳明的《传习录》是我18岁时最喜欢读的书之一，这部书阐明了致良知的道理，奠定了我求学行事的根本。”〔1〕1913年因阅读曾国藩全集而使双目成疾；1915年在日本东京“锐志于学，每日朝夕静坐看书习字，皆有常课，尤喜读王阳明、曾文正、胡文忠三集，手未暂释。……军事学即以巴尔克战术书为基础，而政治书则以王阳明与曾文正二集为根底也，至检身之法专从悔字上着力。”〔2〕 王阳明、曾国藩的学说，实质上反映了儒家经世思想。儒家自孔子创立始，便有一种强烈的入世救世精神。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乃至于“治国平天下”，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或干脆简称为“内圣外王”之学。儒家在修身养性的同时，始终不忘自己的社会责任。孔子身处离乱之世，但他并没以遁世的消极方式来对待人生，而以积极的姿态谋求于当世。为行道救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积极入世精神在近代以来为知识分子所推崇，王阳明、曾国藩都是这种经世思潮的突出代表人物。王阳明针对宋明理学清谈空疏的趋向，提出阳明心学与之对抗。他强调“知行合一”，发扬儒家经世致用的积极意义，以求振衰救弊，挽救封建统治危机。曾国藩则以“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自命，决心以刚毅的精神肩负起挽回大局的重任。他对太平军、捻军的镇压，他倡导洋务运动自救图强，都与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有着密切联系。王、曾的经世思想和经世之举对蒋介石影响很大。《蒋介石秘录》中记载道：“这个时期所学的曾国藩的精神，其幼年母亲采玉的教导和在此学到的王阳明的精神，为其以后终生的精神粮食”。影响之大跃然纸上。 儒家对国家的责任感与进取的人生态度刺激着蒋介石追求政治的热情。面对国家落后受欺，蒋介石“痛感国族陵夷，立志革命”〔3〕。他说：“男儿惟以身许国，乃为无忝于所生”〔4〕。蒋介石接受西方文化教育始于1908年。这一年，他留学日本振武学校，学习3年。期间，他注意学习和吸取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眼界开阔，思想亦活跃起来。 孙中山从10岁开始熟读《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等书，受到封建传统教育。从13岁到26岁，主要接受西方近代教育，他向往西方资产阶级文明，抨击封建专治统治，但不排斥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有鉴别地汲取。在《中国革命史》中，孙中山阐发了自己思想体系的渊源。他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固有文化即传统文化，其核心是儒家学说。无疑，这使蒋介石能在中西文化上与孙中山接近。 蒋介石比孙中山虽然在年龄上小了21岁，但双方生长所处的年代，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王朝统治腐朽衰落，国权愈益沦丧，中国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凡有识之士都为拯救中国而努力。孙中山因此而“抛弃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5〕走上革命道路。时代也促使蒋介石萌发救国的思想，加上家庭无端受恶吏的欺压，更激起他奋发向上出人头地的勃勃雄心。他常讲：这是“点燃我革命之火的第一颗火花。”〔6〕 蒋介石的成长地浙江，19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教育事业也有了初步发展，是当时全国先进省区之一。20世纪初，浙江设立了省学务公所，全省各地纷纷成立劝学所、宣讲所及新式学堂。蒋介石17岁时就读的奉化凤麓学堂，就是包括学英语、数学的新式学堂。教育事业的初步发展，培养了一批具有反叛精神和思想倾向进步、渴望了解世界的知识分子。浙江在当时成为学潮的一个重点地区，如杭州求是书院的“罪辫文”案，杭州养正书塾风潮、杭州惠兰书院的风潮等，蒋介石所在的凤麓学堂也发生要求“改革教育方针”的学潮，蒋介石是带头人。许多以后成为革命志士者就曾经是这些风潮的中心人物。浙江留日学生人数在各省中名列前茅，辛亥革命前夕，已近千人。留日学生到日本后，在强烈的对比下，更感到要使祖国不沦亡，唯有学习外国资本主义的富强之道，因而他们积极呼吁同乡青年到外国学习，还将民族和民主革命思想由日本引向国内，推至城乡，影响大众。浙江又东临国内传播革命思想、酝酿社会新思潮的最重要中心的上海，许多信息由上海传入浙江。20世纪初，浙江城乡不但流行着大量的进步报刊，而且“革命书籍，遂以遍地，而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二社会。”〔7〕蒋介石对国家时事非常关心，董显光回忆说，他每天热切期待着“上海送到报纸”，一旦到手，“热心阅读”，那种关心时事如饥似渴的程度非“普通人可以相比的”〔8〕。蒋介石在宁波读书时，获得邹容的《革命军》一书，爱不释手，熟读到能够背出来。即使留学日本仍随身携带，他被书中内容所感染，乃赋诗一首：“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9〕高涨的民族激情，溢于言表。进步思想的宣传，使一直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蒋介石呼吸到了新鲜空气，他决心走“留学救国”之路。他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在清朝末年，青年中的有心人，都提倡‘留学救国’，我在18岁的时候，便希望到日本去留学，志愿是学陆军”〔10〕。1906年春，19岁的蒋介石东渡日本留学，虽未如愿学军事，但却结识了革命志士陈其美，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1908年，蒋介石再次留学日本，随后便加入了同盟会，投身于革命活动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