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开始，人民公社化席卷全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河南成为全国第一个建立人民公社和实现人民公社化的省。近年来，有些文章对此进行考察、分析，提出了不少正确观点和精辟论断。不过，这些研究还不够深入，特别是有些方面缺乏深层原因的探究。因此，本文试图在对这一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考察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思考，以有助于人民公社问题研究的深化。 一 小社并大社是由小社变大社演变而来的。小社变大社，河南安阳县南崔庄是一个先进典型，得到舆论和中央主要决策者的首肯和认同，并且产生了极大的导向作用。1955年12月毛泽东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作按语，肯定安阳县南崔庄“小社变大社”的做法，把富裕中农看作是农村最大的资本主义势力，指出“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已经不是真理，鸡毛在中国正在上天。这个按语被河南省委很自然地看作具有特别的指导意义，也使河南的广大干部群众“倍感亲切”、“深受鼓舞”。于是，1956年上半年河南基本上实现了由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过渡，每社平均350多户，其中千户以上的有808个。但由于一些社员收入减少，村与村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少数干部作风恶劣等原因，1956年下半年，一些地方农民开始闹退社。1957年1月河南省委发出《关于临汝县“闹社”问题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按处理敌我矛盾方法处理了“闹社”问题。随后，对于“闹社”问题，不少干部和群众反映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河南省委派人进行了专门调查，在弄清真正原因后，实事求是地重新对临汝闹社问题作了处理。实际上带头闹社的主要是贫农和中农。这时的河南省委纠正了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进而从根本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针对当时河南农村的实际情况，河南省委认为，大社不好管理，问题较多。在河南省委的指导下，千户以上的大社划成小社，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中共中央1957年9月14日发出《关于整顿农业合作社的指示》，实际上肯定了河南省委根据实际情况实行的“大社划小社”的做法。 这个时期，对农村工作影响较大的反右扩大化，反映到理论上，就是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在农村，富裕中农自然就成为主要敌人，因为他们是所谓的农村最大的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主要解决“上面”的“机会主义”。因此，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指责“反冒进”泄了6亿人民的气，是一个时期内的方针性的错误，是政治问题，并说以后不可再提“反冒进”的口号。〔1〕在南宁会议上，史向生向毛泽东汇报了河南的农业情况。对禹县治山治水、战天斗地的动人景观，毛泽东“兴致很高”，“连连赞扬”。对原阳县提出的“苦战三年，三红变三白，根本改变全县面貌”的口号，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并改为“苦战三年，全国基本改变面貌”的口号，写进了《工作方法六十条》。〔2〕尽管由于毛泽东对1956年“反冒进”的批评、指责，使会议气氛较严肃，〔3〕但是河南的工作却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南宁会议后，河南省委在贯彻南宁会议精神时，劲头十足，而头脑也随之开始发热。1958年1月底，河南省委确定了河南省全面大跃进的目标。至于河南省委大社划小社的做法，显然与批评“反冒进”的大气候不一致，但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指示，河南省委内部“有过激烈的争论”〔4〕。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坚持大社划小社的做法，第二书记吴芝圃则持反对意见。1958年3月中共中央的成都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小社并大社的意见，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主要是肯定大社优越，要求办大社。成都会议实际上解决了河南省委在小社优越还是大社优越问题上的争论。成都会议后，潘复生作为河南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受到公开批判。于是，人们的头脑日益发热，不久取代潘复生担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吴芝圃头脑就更热。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小社并大社问题的同时，还提出“解放思想”以及著名的“崇拜论”。“解放思想”是1955年12月毛泽东《谁说鸡毛不能上天》按语的错误发展，成都会议上提出的解放思想已基本上脱离实际，因此就陷入误区。“崇拜论”把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混同起来，这就助长了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在当时情况下，可以说“解放思想”和“崇拜论”保证了“小社并大社”的顺利贯彻执行。既然如此，那么被“委以重任”的吴芝圃，在“小社并大社”问题上也就不遗余力了。 与此相巧合的是毛泽东在1958年4月发表《介绍一个合作社》，其材料来源于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合作社靠自力更生、改变灾区面貌感人事迹的报道。文中关于“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的著名论断，一经发表，就被人们广为传诵，到处引用。首先这篇文章本身是对1958年11月以来河南省大跃进的肯定。之后吴芝圃提出，应当“像毛主席曾经介绍过的封丘县应举合作社那样”，“要在一张白纸上，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画图”。〔5〕其次文章试图把毛泽东的认识、观念和理想通俗化，便于中国人民接受，从而大大激发其建设“最新最美”的新中国的斗志。就在1958年4月发表了成都会议关于小社并大社的意见，于是“小社并大社”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河南省就较早地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的浪潮。遂平县委在1958年三四月间在个别乡就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重点试办，4月中旬将杨店、土山、槐树、鲍庄4个乡和张堂乡的一部分共27个高级社合并为一个大社，定名为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4月20日改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这样诞生了。7月中旬，遂平县委把全县农业社都改名为“人民公社”。8月初，全县10个人民公社合并为一个大型的遂平卫星人民公社。同时，《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6〕成为“小社并大社”浪潮中舆论导向的主流。这样，从舆论导向到实际工作，由“小社变大社”发展而来的“小社并大社”，就极为迅速地转变为建立人民公社，河南则尤为突出。 二 建国后，毛泽东对河南的农业生产和集体化都给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人民公社前夕，毛泽东又一次亲临河南农村视察。1958年8月6日至8日，从新乡七里营到郑州郊区，从“烟叶王国”襄县到深翻土地闻名的长葛县，从兰封县黄河东坝头到商丘县道口乡试验站。其中，对河南乃至全国实现人民公社化有直接影响、产生巨大轰动效应的是毛泽东视察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了解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情况。 1958年7月4日，新乡县七里营乡的56个高级社，合并成一个大社，拥有31000名社员和91000亩土地，于8月4日定名为“七里营人民公社”。8月5日晚毛泽东从吴芝圃和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的汇报中得知新乡县七里营创建了全县第一个人民公社，决定亲往视察。毛泽东视察七里营的直接作用和重要影响有三点。第一，耿起昌提出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可以吗”时，毛泽东用肯定的语气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第二，毛泽东从公社干部那里得知，大社管理没有困难，从而认定小社并大社并没有错，理所当然地应向前发展。第三，毛泽东希望“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吴芝圃则保证：“有一个这样的社，就会有更多这样的社。”〔7〕这是毛泽东这次视察河南农村的第一站。吴芝圃既然向毛泽东作了保证，那么不仅要做得更多，而且还要做得更快。这时，河南省委领导层中，吴芝圃的脑子最热，〔8〕后来的两次郑州会议也没有解决省委领导的思想认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