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经济实力较弱的中国为增加抵抗日本法西斯的物质力量，曾从同盟国购买或获得了急缺的军用、民用物资。这些物资通过多种渠道被运到我国。举世闻名的“滇缅国际路线”、“驼峰”空中运输线、中印公路（“史迪威”公路）等等，都对国外物资、租借物资等“防卫用品”的运输，起过重要作用。学者们对这些运输供应线已颇多研究。但是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过力量的驿运、驮运古老运输方式，如中印“驮运补给线”(A Supply Route by Means of Park Animals)这一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地下活动，学者们就研究很少，非专业读者就更陌生了。本文拟对这条拟议中的没有多大实效的中印“驮运补给线”的情况加以研究，以展示当时鲜为人知的情况。 一 中国国民政府筹办国际驮运线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苦于工农业落后、经济力量薄弱，急需从国外进口武器弹药和紧缺的民用物资。购买这些物资后，运输却成为一大难题。水运曾是我国国际运输的主要通道。抗战之初，因海军太弱，各海口备受威胁，不得已而暗中借用当时英国管理下的香港以及海防、仰光等港口转运，终因香港、海防、仰光被日本法西斯占领，海运断绝。陆路（公路、铁路）国际运输通道如滇越、滇缅路也因越南、缅甸先后为日寇占领而被迫中断。1942年11月1日开始修筑的中印公路直到1945年1月才通车。只有1942年4月开辟的中美“驼峰”空运线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 为此，国民政府也想到了古老的传统驿运、驮运。1940年7月15日至18日，国民政府曾召开全国性驿运会议，探讨驿运的可行性问题。同年9月1日，交通部综合各方意见，成立了“驿运总管理处”。在国际驿运方面，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的龚学遂于1946年12月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驿运作了概述。随时势之需要，驿运管理处曾筹划三线。其一为康藏线，联结中印交通。此线取道印度之锡金（原文如此），入藏进亚东、江孜、拉萨、太昭、昌都、甘孜至康定，里程较短，治安较稳，时间较省，运费较廉。惜因政治关系，未能畅通。旋改为官商合办性质，组织康藏驮运公司[1]，资本400万元，交通部投资半数，起自印度边境之葛林堡（Kalinpang，今译为噶伦堡），经拉萨以达康定[2]。开始运输，以布疋为主。其二为新印线，起自印度北部之司令纳加（Srinagar，今译为斯列纳加），经过列城（Leh）以迄新疆之叶城，亦在拨费开办中。其三为滇印线，起自印度东北隅之萨地亚（Sadiya），以迄云南之丽江，已组勘察队，因政治关系，迄未进行[3]。在龚学遂所说的三条国际驿运线中，康藏线（即传统的中印驮运线）、滇印线，均有过贡献。在几乎仅靠“驼峰”空运的艰难岁月里，四川、云南、西藏的藏族同胞都坚持了一条国际驿运交通线的运输，以弥补空运的不足。这就是由四川西部经云南西北部，又经西藏入印度，抵噶伦堡的传统马帮运输路线。四川康定、巴塘、乡城的藏族同胞，为这条支援抗战的马帮运输线奉献了人力、物资和畜力[4]。滇境的回族马帮亦贡献了力量[5]。龚学遂还提到了另外两条国际驮运线。 1942年8月中国国民政府同意商讨开辟一条新的中印“驮运补给线”，以运送“非军事物资”。这条拟议中的运输线由印度经甲拉山口（Gyalam），贯穿西藏中部、东北（不经过拉萨），至青海的玉树，玉树南的巴塘（Batang）作为交货点[6]。数千年来，人们以“云梯溜索独木桥，羊肠小道猴子路”来描写旧日西藏艰难的交通。这条拟议中的运输线只能靠畜力驮运。由于西藏气候极差，一年之内驮运可通行时间不足半年；路线之长（仅拉萨至玉树的古驿道就为2270里，共38站），往返一次费时六个月之久。按最乐观的估计，其年运输量在3000至4000吨之内。苦于物资匮乏的国民政府，在困境中仍对这条运输线表现出了热情。 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所遇到的运输困难及国民政府开辟运输路线的运作和尝试，都毫无例外地引起了同盟国成员国英美的注视或配合。本文所涉及的中印“驮运补给线”，就是英美两国大为“关注”的运输路线之一。然而英美的“关注”却值得研究。居心叵测的英国，乘人之危，不顾同盟国之间的“袍泽之谊”，以“中英藏”三方会谈、“英藏”协议、中国保证西藏“自治”、重弹1913年“西拉姆会议”上老调等阴谋，胁逼国民政府放弃对西藏的主权以换取驮运补给线的运行。英国种种招数和阴谋失败以后，竟破坏传统运输[7]，对中国中央政府官员入藏多方刁难[8]，其帝国主义的本质暴露无遗。 二 美国战略情报局军官进入中国西藏 另一同盟国美国，其官方甚至罗斯福总统都对开辟中印驮运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它的外交人员始终注视、插手这条路线的开辟，罗斯福还亲自批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军官进入西藏活动。 1942年7月2日，美国战略情报局（OSS）[9]局长多诺万上校（William J.Donovan）致函美国国务卿赫尔，声称他的两名部下托尔斯泰（llia Tolstoy）上尉和杜伦(Brooke Dolan)中尉肩负使命经印度至西藏再入中国内地，以期会见美国驻中缅印武装部队总司令史迪威将军（J.W.Sitl-well）。多诺万要求国务院指示美国驻印度新德里外交使团采取措施，以使此二人获得英印当局准许，让他们通过印度进入西藏，且能获准在西藏自由旅行。多诺万在信函中还说：“我们在印度的军事当局将向国务院在新德里的代表证实和进一步说明这次使命，以便顺利地与英国的行政、军事部门谈判。这次使命具有重要战略性，我们希望（这次使命）将探索亚洲战场在推动战争成就方面的长期价值。我们对此一方案高度保密。在谈判的任何场合避免提及此二人的军人身份，是符合需要的。当他们与驻印美国外交、军事人员进行个人接触时，此事可加讨论，也可充分信任英国。英印当局的一些人员已知道他们的使命性质。”[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