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概况 张君劢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不仅在实际政治领域表现活跃，如发起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与参与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担任其主要领导职务；又一生以实现宪政为鹄的，亲自拟订宪法，被人称为“宪法之父”。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他也表现非凡。他于哲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等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且自成体系；对中西文化尤其是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亦有精湛的研究与独到的见解，被列名于“现代新儒家”。这一切，使他即使与梁启超、胡适、梁漱溟等一批思想大家相比，也毫不逊色。 但是在大陆学界，人们对于张君励的研究却并不热心。很长一段时期里，张君励只是以一个“玄学鬼”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的教科书当中，而张氏展现于其他许多方面的思想主张及其活动，人们就不得而知了。这一状况进入80年代以后有了一些改变。但这时人们是伴随着“文化热”和“儒学热”的兴起而认识张君劢的，因而对于张，人们至多只是把他看成现代新儒家的一方重镇，至于其他方面，如果说有一些研究的话，那也仅仅在探讨其新儒家思想时才附带提及。既然如此，关于张君励思想的研究就不可能是系统和深入的。 与大陆情形不同，在台湾，张君劢却较早地成了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人物，自50年代以来，就不断有这方面的文字发表。据初略统计，除开大量的回忆性、纪念性文字之外，以张氏思想为主题的研究性文章、著作等，计有60多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王厚生著《张君劢先生的哲学思想》、《张君劢先生的政治思想》和《张君劢先生的社会主义思想》；萧丰椽著《秀异分子与全民参与——张君劢的政治观》；程文熙著《张君劢先生与中国宪政》；李日章著《张君劢思想纲要》；江勇振著《张君劢思想评述》；薛化元著《民主宪政与民族主义的辩证发展——张君劢思想研究》；等等。除此而外，台湾学界关于张君劢研究的学术活动也十分活跃。台湾早就成立了作为专门学术团体的“张君劢学会”。张氏70、80、90诞辰之年及100年冥诞，都分别召开了带有纪念性质的学术研讨会，这几次会议的文章都已结集出版。台湾有名的《传记文学》杂志也于1976年专门为张君劢举行了“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岛内从事张氏研究的主要学者几乎都应邀参加，声势不小。 形成了一定的研究阵容，占有较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这使台湾的张君劢研究具有相当的优势，然而其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中国民主社会党（1946年由国家社会党与民主宪政党合并而成）随往台湾。作为党魁的张君劢虽然在台稍事停留后很快就去了香港，最后定居美国，但他的党内同事却留在台湾，继续从事党务活动，而其中的一些人（也有张的学生），便是不久以后从事张君劢研究的第一批台湾“学者”。中国有着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传统。由于这种传统的影响，加上这批人大都与张君劢 志同道合，故而他们的研究便很难做到全面、客观。70、80年代台湾新一代的学者进入了张君劢研究领域，他们以强调学术性为张氏研究带进了一股清风，并产生了一批新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政治思想方面，且一般都是侧重于张氏思想的某一个侧面加以讨论，而缺乏整体性的分析和研究。至于相对于政治思想的张氏的新儒家思想，虽然也吸引了部分学者，但这方面的研究却是相当薄弱的。这与张氏在现代新儒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太相称。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外，主要是在美国，也有少数学者开展过一些张君劢研究，比如R.B.Jeans著有Syncretism in Defense of Confucianism:An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Biography of Early of Chang Chun-mai；美藉华人学者纪文勋著有《现代中国的思想冲突——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这两本书都采用了新的研究视角，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但前者的时间断限只到1923年。后者虽然涉及到张氏的一生，但《张君劢》只是其中的一章，难免失之过简。 综上所述，海内外，主要是海峡两岸，以往都有一些学者投入了对张君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批成果，其中台湾方面暂时处于领先地位，大陆方面则因起步较晚而落后一步。海峡两岸的这种差异，体现在成果的数量上是台湾多而大陆少，体现在研究的领域是台湾较注重张氏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而大陆则偏重于张的新儒家思想。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源于政治上的原因，而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就出现了差异的第三种表现，即两岸在一些问题上所持观点相距遥远，甚至互相对立。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来虽然带有某种必然性，但却也同时制约着研究的深入开展，有必要加以改变。 二、有争议的若干问题 这方面的问题涉及很多，本文仅就张君劢思想研究中若干有争议的问题展开述评。 （一）关于哲学思想 张的哲学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但台湾学者不大注重这一点，因为他们中间有一种看法，即认为张的哲学思想过于粗糙浮泛。不过他们还是称张为—位“哲学家”，并不时对其作为“哲学家”的一面有所涉及。他们认为，张的哲学思想有两个主要来源，“其中德国的哲学思想是其主要的外来部分，而宋明理学则是其承袭中国文化的核心所在。”就前者而言，“倭伊铿乃是张君劢接触哲学的重要关键。”倭氏的西方式的唯心观念，激发了张氏对物质文明过度昂扬的不满，并使其开始注意到中国文化。不过张氏接受德国哲学，重点却在康德。“他所着重的乃是康德哲学所表现出来的主体性，无论是认识主体或道德主体”。就后者而言，王阳明比起其他理学家，在张君劢的思想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如同对康德的理解一样，张氏眼中的王阳明哲学体系，也呈现着两个重点，即一方面是对“心性主体”的肯定，另一方面是对外在“客观规范”的肯定。总之，张君劢的哲学思想是在“承袭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精华”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宋明理学特别是王阳明哲学的基础上构筑起来的，这一哲学的特点便是“强调人类的自由意志和精神自由，心为主，物为辅，精神不为物质所左右，思想意识有其独立自主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