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苏维埃运动（即土地革命）后期党的路线问题，检讨“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以统一认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毛泽东于当年5月向在延安的干部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著名报告，又编印了被称为“党书”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关干调查研究的决定》等。在一系列准备工作的基础上，“九月会议”召开。毛泽东后来评价说：“九月会议是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报告整风的”，“整风也整不成”。〔1〕 出席“九月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在延安的毛泽东、任弼时、洛甫（张闻天）、王明（陈绍禹）、朱德、陈云、王稼祥、凯丰（何克全）、博占（秦邦宪）、邓发、康生；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杨尚昆、罗迈（李维汉）、陈伯达、高岗、林伯渠、叶剑英、王若飞和彭真。周恩来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刘少奇和彭德怀分别在华中和华北抗日前线，没有出席会议。会议分为两个阶段：9月10日至12日为第一阶段，由毛泽东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主题报告，与会者普遍发言，绝大多数同志联系实际，郑重地作自我批评，气氛生动活泼。之后，休会半个多月。29日至30日，为第二阶段，主要由苏维埃运动后期在中央担任领导工作的博占、张闻天和李维汉等进一步作自我批评。 一、毛泽东号召：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 毛泽东报告指出：（一）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统治，和立三路线时的主观主义相比较，它的“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主观主义的领导人自称是“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切实际地提出任务，要求扩大红军一百万，进攻中心城市，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决战，数省胜利后就转向社会主义革命。这种主观主义“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二）“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虽非全国统治，但还带有“严重性”。现在的延安，学风上存在主观主义，党风上存在宗派主义，主要表现在各种工作中，“在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毛泽东认为主观主义的来源有三：一是党内“左”的传统；二是受苏联德波林学派等的影响；三是中国社会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三）“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才能算实际的理论家。空洞的理论是荒谬绝伦的理论。为此，他强调：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时，要开展两条战线斗争。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事务主义；要实行学制改革，把过去脱离实际的一套彻底打碎。组织工作中要反对排外和排内的宗派主义；要讲组织路线，又要讲纪律，两者配合运用，反对闹独立性。要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决议。从整个事物中抽出来研究，先分析，后综合。毛泽东提出，中央政治局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根本业务，而掌握思想教育是“第一等的业务”。为了使干部对反对主观主义有所认识，毛泽东主张“延安开一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要“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把犯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 二、真诚的革命者反躬自省 恩格斯曾经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亲自经历的痛苦经验中’学习。”毛泽东报告后，临时中央负责人之一张闻天带头作自我批评。他在9月10日和29日的发言中，同意毛泽东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路线是错误的估计。他确认错误的特征是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些错误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发展到最高点。他检讨说：在莫斯科学习期间，他只学了一些马列主义的条文，回国后对苏区和红军的实际不了解，却写文章，作报告，代中央起草文件，规定军事战略，要苏区和红军实行，结果，到五次反“围剿”时根本塌台。他说：不了解实际，没有调查研究，夸夸其谈，粗枝大叶，似乎比别人高明，压倒一切人，这就转化为教条主义者。他建议，党的七大时，对主观主义的错误要彻底清算。不要掩盖，不要怕揭发自己，不要怕自己的光头给人家看。这对党对自己都有益处。他坦率地说：“宣传教育方面我要特别负责。过去共产国际把没有实际经验的干部提到中共中央机关，是一大损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要补课。四个月之后，张闻天便去晋陕农村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下马观花”，历时长达一年余，表明了他以实际行动克服主观主义的决心。 接着发言的是博古。他是1931年“九·一八”以后临时中央的负责人，1934年1月五中全会后至遵义会议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早在1940年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博古已经承认苏维埃运动后期政策上的“许多错误”他应“直接负责”。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检讨说：遵义会议时我是公开反对的，觉得仅说是军事上的错误说不通。西安事变以后，我才感到过去是政治路线错误。但方法上的错误还不认识。29日，他联系实际从思想方法上检讨说：1932年至1935年，是整个路线的错误，表现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以及革命发展不平衡性和长期性等方面都有不正确的理解，不能正确估计形势，过分估计敌人的动摇和崩溃，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把个别事物视为普遍现象。每次决议，总说形势比以前高涨，步步高升，以教条掩盖革命力量的真实发展，因此斗争第一，虽败犹荣，人为地强制地提高斗争要求；军事上冒险，对下级和群众强迫命令，对中间阶级不讲策略，看成是掩护国民党的反革命；组织上排挤打击不同意见的人，搞宗派成见。总之，不懂得从事物的内在联系及其总和去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现实。主观主义是认识上的唯心论，方法上的机械论，轻视中国革命本身的经验，而把马列主义的词句和苏联的经验当作教条搬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