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中美关系史研究中，20年代一向是个相对薄弱的环节。比较起来，对北伐时期的中美关系研究还算稍多，但学术界对此似尚无一个广泛接受的共识。本文拟从当时当事人的认识与关注点去考察分析问题，希望能在美国政府对国民革命的认知与对策方面作一些史实的探讨与重建，或可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了解稍进一层。 一、几个背景因素 过去有些研究似倾向于从后来国共两党成为中国主要的政治力量的角度来反观历史，所以较少注意美国与北京政府的关系。其实，在国民党象征性地统一全国之前，对身处20年代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北伐时政治军事方面主要的区分恐怕是南北即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对立，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特别是国共之间的斗争，并不为许多人所了解，也未曾引起时人的充分注意。综观当时中外舆论，关注的重点显然是南北之争。关于国民革命运动的内部争斗，只是在武汉与南昌的对立出现后才渐为人所知。而当时报刊上最著名的“赤党”，实际上是活跃在台面上的徐谦与邓演达，对真正的中共反而了解不多也注意不足。中国人不过如此，遑论对中国情形的了解终究要差一步的外国人了。故本文虽然侧重于美国与南方的关系，仍注意将其放在南北对峙的大框架中进行考察。 就国际环境而言，过去对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形成的列强在华合作的取向强调稍过，实则所谓“华盛顿条约体系”的合作取向一开始就颇有缺陷。首先，列强的合作政策基本上没有把中国作为远东国际政治的一个正面因素来考虑，因而也就低估了这段时期中国内部革命性政治变动的重要性。其次，所谓“华盛顿条约体系”并不包括德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在整个20年代推行着完全独立的中国政策，实际上形成对“华盛顿条约体系”的有力挑战。而国民党恰利用了这一缺陷，先后从这两国获得主要的军事援助。 实际上，“华盛顿体系”的列强合作精神到1925年五卅运动后的关税、法权会议期间已基本消失殆尽。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北伐前夕召开的修订治外法权会议。关于这次会议，日、英两国基本上没有严肃对待，只有美国还比较认真。美国向会议提交了482项涉及美国在华权益的案例，而英国只提出了很少的案例，日本则根本没有提交任何具体案例。这很能说明各国的态度。会议的决议报告基本是据美国的材料由美国人在实地调查之前就已写成，一向对外交条款斤斤计较的英、日外交官并未提出多少修改意见〔1〕。这一切都说明列强间的合作大致已名存实亡。 同样需要重视的是，北伐时的中国局势以混乱多变为特征，尤其以变化的突然与急剧著称。在这样的情形下，任何外国除了大的原则外，实不可能有多么具体的政策，尤其不可能有预先制定的政策。北伐初起时，包括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在内的几乎所有南北政治力量，都未曾预见到后来急速的军事进展，在华外国人也同样如此。列强面临新的问题和变幻莫测的局势，只有不断调整其原有的政策原则，故北伐时主要列强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局势一样，是以多变为特征的。 就美国而言，另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是北伐期间美国驻北京使馆与华盛顿的国务院之间长期存在意见分歧。从1925年到任开始，对于从五卅事件到1926年11月的《中比条约》废除等几乎每一件较大的事件，驻华公使马慕瑞（John V.A.MacMurray）与国务院都不断发生政策争执。一再受挫后，他曾于1926年底致函国务卿凯洛格（Frank B.Kellogg），明确表示缺乏相互了解，要求回国面商，但他刚走到日本就因中国局势日见紧张而被召回任所。到1927年初，随着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詹森（Nelson T.Johnson）晋升为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而项白克（Stanley K.Hornbeck）出任远东司司长，马慕瑞与国务院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因为他曾明确反对项白克的任命。马慕瑞在1927年2月12日写了封15页的长信给代国务卿格鲁（Joseph C.Grew），举出七个国务院拆他的台、使他出丑的例子，认为国务院对中国政策的指导是“犹豫不决和易变的”，是“放弃、消极主义和失败主义”的政策〔2〕。直到马慕瑞离任，他和国务院几乎一直处于争论之中。 同时，驻华使馆与各领馆间也常出现不同意见，美国各级外交人员的意见不一致的情形是明显的。造成美国各级意见不一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国人对南方新兴的国民党内派系及国共两党关系（包括合作与斗争）的了解可以说从未达到准确的程度。实际上，美国人接触较多的是国民党中那些能说英语的领导人，这些人中的相当部分是孙中山的亲戚和幕僚（如孙科、宋家成员和陈友仁），他们大部分较年轻，也因能说英语，故与握有相当实权的鲍罗廷关系密切，在1927年的四一二事变前基本偏左。美国外交官员对南方的好感多得之于这些人，而其提出的偏向南方的政策也常常是有意无意针对这一势力。 反之，多数美国人对蒋介石个人的观感一直不好。对多数中外观察家来说，蒋本人正是联俄的主要推动者和直接受益者。由于蒋介石自1925年以来在国民党内争中不断变换立场，忽左忽右，马慕瑞对他的观感从来就不好，认为他太不可靠。关于美国外交官对蒋介石的认知，过去的研究基本忽视，故有必要作简短的史料考释。在中山舰事件之前，蒋介石并未受到美国驻华外交和情报官员的太多注意。正因为准备不足，美国驻华官员对在该事件中崛起的蒋认识相当模糊，缺乏定见。实际上，蒋在那次事件中的许多行为的确具有突发特征，他自己的日记就很能说明这一点。故即使是熟悉蒋的中国人，对他在那段时间变化多端的所作所为也不甚了了〔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