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组织者和创建者之一。由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月刊伴随他走过了建党前后的七个春秋。可以说，从1915年9月到1922年7月，陈独秀这一时期的思想最集中地反映在《新青年》上。详细考察《新青年》主旨的变化，我们不难发现陈独秀是如何由一位“开启民智”的启蒙大师转向关心“国命存亡”的政治活动家，如何由一位“民众运动”的支持者转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 1. 《新青年》从1915年9月创刊到1922年7月休刊，陈独秀一直是这个刊物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他北上南下，形影不离。《新青年》之所以影响了一代人，造就了一大批思想界的巨星，是因为《新青年》紧扣时代的脉搏，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和变更自己的办刊主旨。 从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到1917年7月，《新青年》的主旨是开启民智，致力于思想启蒙运动，立足于从思想文化的高度拯救中华民族的灾难。因为，“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1〕于是，《新青年》在第1卷第1号上开宗明义地宣布：“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2〕《新青年》从1915年的第1卷第1号至1917年7月的第3卷第5号，陈独秀共发表政论、杂谈、书信等60余篇，代表性的如《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今日之教育方针》、《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吾人最后之觉悟》、《我之爱国主义》、《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文学革命论》等。这些文章以“民主”、“科学”为主旋律，高奏思想启蒙之歌。从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到风俗习惯、婚姻家庭；从人格修养、文化教育到思想评判、国民性改造，启蒙思想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每层空间，其目的在于全面“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3〕而对现实的政治问题，采取非常淡漠的态度。在《新青年》发刊前夕，有人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对筹安会讨论国体变更的问题，“著论警告国人，勿为宵小所误。”陈在回信里对筹安会冷嘲热讽、异常辛辣。但他说：“欲本志著论非之，则雅非所愿。……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4〕 从1917年7月到1920年9月，《新青年》的主旨从致力于“思想启蒙”逐步转为关心“国命存亡”的具体时政问题。1917年7月11日，陈独秀在《答顾克刚》的信中写道：“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德意志、俄罗斯之革新，皆其邦青年学生活动之力为多。苦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之凉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书生，非二十世纪之新青年也。”此信公开发表在《新青年》第3卷第5号上，主要是针对顾克刚的所谓“教诲青年，当以纯正学说巩固其基础，不当参以时政，乱其思想也”而发的。这标志着《新青年》主旨的实质性转变。从1917年7月到1920年9月，《新青年》的启蒙文章减少，而关心社会、重视时局的文章明显增加。象《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贫民的哭声》、《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新青年〉宣言》等文章，大都立足于从国际关系、民族独立和国内政局的角度来谈论民众运动和社会改造的问题。这一时期，陈独秀已成为“民众运动”强有力的支持者，并呼吁民众“直接行动”，甚至不拘泥于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教授的身份，亲自去公开场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 从1920年9月到1922年7月，《新青年》开始改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新青年》自第8卷第1号始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登载列宁著作、苏俄革命以及国际共运方面的情况。此时，《新青年》的主旨则是宣传马列理论，讨论党的纲领，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新青年》实质上也就成了陈独秀在中国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的舆论阵地。特别是《谈政治》、《关于社会主义讨论》、《社会主义批评》、《讨论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等文章，对各种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展开了大规模的论战，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俄式思想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系统阐述了陈独秀对中国党的组织原则和建党思想的看法。《新青年》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思想上、组织原则上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新青年》的主旨从启蒙到关心国命存亡，直至宣传马列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变化与发展同陈独秀思想的演进一脉相承，是陈独秀思想变化的一面镜子。 2.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但中国的形势并没有出现民主共和的新局面。历史的回流里泛起复古的沉渣，共和的招牌在封建势力中摇摇欲坠，“举国人都在矛盾中讨生活。”〔5〕究其原因，陈独秀认为：“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6〕救中国，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于是1915年9月，陈独秀以极大的勇气创办了《青年杂志》。它一问世，劈头第一句话就昭告世界：“本志之作，欲盖与青年诸君商榷所以修身立国之道。”〔7〕把革中国人思想的命，作为《新青年》的首要职责，这在当时无疑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陈独秀独具慧眼，对中国社会病症观察之深刻超越了他的同辈。对现实的解剖和对历史的反思，使陈独秀深深感到在中国进行一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补课”的重要，并以《新青年》为阵地勇敢地担起了这一“补课”的重任。 新文化运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局势动荡的时期爆发的，《新青年》是这场运动的产物；与这种局势相伴随的是政治思想、社会思潮的急剧变动。在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方文明中的弊端充分显露出来，欧洲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深刻的危机，而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蓬勃展开，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的政权转到劳动者手中。这一切激荡着整个西方世界，也震撼着中国的思想界。1917年，世界局势和中国政局的急剧变动把一系列紧迫的现实政治问题摆到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面前。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使他们感受到中国民主政治的希望。李大钊在俄国二月革命后即指出：“俄国大革命为最近世界上之一大变动，其影响于战局之前途，世界政治之潮流，并吾国民主政治之运命者甚巨。因之，国人对此等变动研究之趣味愈浓。”〔8〕然而，在国内，政局动荡日益严重，不仅各地政权为大小军阀所把持，甚至还出现了张勋复辟的丑剧，对外又面临着日本的威胁。这一切不能不引起对时局一直保持着敏锐观察力的陈独秀的关注。此时他再也不能沉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