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南分制，即契丹人与汉人“因俗而制”，是辽代统治的一大特色。辽对地处长城内外社会经济和政治落差较大的不同民族与地区，采取“一国两制”，从中央到地方实行双重体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注：《辽史》卷4《太宗纪上》。），即以奴隶制统治契丹广大畜牧业地区，以封建制统治占领的渤海幽云十六州等较为发达的汉人农业生产地区。 “以国制治契丹”，既没有脱离契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没有超越时代而采用汉制即封建制，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尽量吸取先进的文化，有利于契丹的进步和强大；另一方面，“以汉制待汉人”，使具有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的地区得到继续发展，防止了这些地区的社会倒退。历史证明，辽北、南分制的双轨制度适应了政治经济极不平衡的辽代统治，是成功而值得借鉴的一份宝贵遗产。 一、“一国两制”双轨制度是历史的产物 1.汉文化对契丹的冲击和影响 正当中原处于五代十国分裂割据之际，契丹族在北方草原上日渐兴盛。公元916年（神州元年），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建立契丹国（后改称辽），从此称雄北国，威震四方，形成“东至于海，西至金沙，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注：《辽史》卷37《地理志》。）的大辽帝国，同后来的中原北宋王朝相抗衡，历时二百余年。 在阿保机建国前后，由于汉文化的影响与渗透，契丹的政治和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阿保机建立契丹国之前，在连年的对外征战中俘掳了不少汉人。此时中原混战，后晋、后唐战火不休，南方的割据政权之间也是烽烟四起，民不堪命，又有大批汉人逃往北方契丹地区。汉人韩延徽建议阿保机对汉人实行异于契丹人的统治措施，置州县城郭使其居业，保持汉人的生产生活习俗与制度，这就是头下军州。头下州城的设置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农业也开始引起辽统治者的重视，辽太祖阿保机“平诸弟之机，弭兵轻赋，专意于农”（注：《辽史》卷59《食货志上》。），从而促使契丹社会经济开始逐渐向半牧半农转化。契丹建国前手工业还不是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而汉民的输入带进了中原较发达的手工业技术，促使辽代手工业开始向专门化发展。 汉文化对契丹的影响，从经济领域逐渐渗透到政治文化领域，从而加速了契丹社会发展的进程。在所俘尤其是逃亡汉人中，有相当部分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如康默记、韩延徽、韩知古等，都受到阿保机的重用。据《契丹国制》载，阿保机“多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又制婚嫁，置官号，称皇帝”（注：《契丹国志》卷23《国土风俗》。），从政治文化领域上接受汉文化的影响。 阿保机对汉文化的主动借鉴和吸收，促进了契丹社会经济的发展，壮大了实力，为以后辽太宗时的强大奠定了经济基础，也在意识形态上为“一国两制”的确立准备了条件。 2.“一国两制”双轨制度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尽管辽建国前后契丹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从而呈现出民族文化融合的趋势，但契丹客观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决定了它必然选择北、南分制的双轨行政制度。 发源于潢河（今内蒙西拉木伦河）以南、土河（今内蒙老哈河）以北的契丹民族，地处“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城之境，时车马为家”（注：《辽史》卷32《营卫志中》。）。到10世纪初仍然处于畜牧业为主的奴隶制经济，《辽史》记载说：“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仰殳酷，挽强射生，以给日用”（注：《辽史》卷59《食货志上》。），畜牧业一直是契丹族的主要生产部门。 大批汉俘农垦，使草原上出现了许多“插花田”，但农业始终没有能取代游牧渔猎成为契丹的主体经济。相反，辽代的畜牧业，“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注：《辽史》卷60《食货志下》。）。这是契丹族所处地理条件所决定的。至今，这片广大草原地区仍是以畜牧业为主。辽各代统治者都设有管理国家群牧的机构和官职。所以，当马上得天下的辽朝领有渤海、燕云十六州等农业耕作地区后，对北部契丹本民族仍保持自己的民族经济，依旧马上治天下。政治制度上采用与其生产力相适应的“国制”，也就是建立在畜牧业基础上的奴隶制，这是所处地理条件及历史发展背景所决定的。 阿保机建国前后契丹受到汉文化的影响，社会内部产生了一些封建因素，而就整个契丹社会来讲，奴隶制还是占着统治地位。但从天显元年辽灭渤海国以后，辽统治者就面临着对文化发达地区如何统治的问题。 渤海王国，在唐代是以靺鞨的粟末部人为主体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也就是今东北地区。这里气候湿润，土地肥沃，农业是其主要经济生产部门。在唐朝文化的熏陶下，它从经济到政治都仿效唐朝，形成以唐文化为基础的相当发达的渤海封建文化。天显元年（926年），辽灭渤海后，阿保机“改渤海为东丹国”，从此，渤海就成为契丹政府的“东土”。东丹国继续保留了渤海的政权体制和原有规模，并继续采用“汉法”进行统治。“仍赐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称制，置左右大次相及为官，一用汉法。岁贡布十万端，马千匹。”（注：《辽史》卷72《义宗信传》。）辽统治者对渤海进行的这种监督性统治，有利于渤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为辽太宗占有幽云十六州后制定国策时提供了较为成功的模式，可以说这是双轨行政制度的萌芽与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