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46.1 敦煌归义军和甘州回鹘同处西北边陲，辽朝远在东北地区，相距十分遥远。但是这两个河西政权却分别与辽朝有过互使或交战的历史。考察这些史实，探讨隐含在这些史实背后的深层因由，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敦煌归义军与周邻政权的多角关系。 一 敦煌归义军与辽朝廷之互使，在《辽史》中留下了多处记载，集中在两个时期。 归义军与辽互使的第一个时期是在辽太宗耶律德光朝，史书中记载有3处。 (1)“（天显十二年）冬十月庚辰朔，皇太后永宁节，晋及回鹘、敦煌诸国皆遣使来贡。壬午，诏回鹘使胡离只、阿剌保问其风俗。丁亥，诸国使还，就遣蒲里骨、皮室、胡末里使其国。”（注：《辽史·太宗上》。） (2)“（会同二年）十一月丁亥，铁骊、敦煌并遣使来贡。”（注：《辽史·太宗下》。） (3)“（会同三年）五月庚午，以端午宴群臣及诸国使，命回鹘、敦煌二使作本俗舞，俾诸使观之。”（注：辽史·太宗下》。） 上引第(2)、(3)两处记载在时间上相差不过半年，估计敦煌使者不大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二抵辽京，二者当属同一次贡使，即会同二年十一月抵辽的使者在辽京逗留未归。此外，这里曾两次出现的回鹘是否来自甘州，令人难断。因为《辽史》一般是把来自甘州的回鹘书作“甘州回鹘”的。然而细加琢磨，此处的回鹘似应指甘州回鹘。第一，甘州回鹘、敦煌归义军与中原王朝关系较为密切。后晋初立，石敬瑭与辽约为父子之国，晋遣专使赴辽朝贡，俱至者有敦煌使者、回鹘使者，则此回鹘，极可能为甘州回鹘。第二，这一时期，没有见到辽进攻甘州回鹘的记载，说明此时两国关系尚可，此反证出使辽朝的回鹘应是甘州回鹘。如此，则辽太宗朝甘州回鹘曾与辽朝有过贡使交往。 归义军与辽朝互使的第二个时期在辽圣宗耶律隆绪朝。归义军掌权者为曹宗寿父子，史书有关记载为6处。 其一：“（统和二十四年八月）沙州敦煌王曹（宗）寿遣使进大食国马及美玉，以对衣、银器等物赐之。”（注：《辽史·圣宗五》。） 其二：“（开泰三年四月）乙亥，沙州回鹘曹（贤）顺遣使来贡。”（注：《辽史·圣宗六》。） 其三：“（开泰六年）六月乙酉，夷离堇阿鲁勃送沙州节度使曹恭顺还，授于越。”（注：《辽史·圣宗三》，并参《校勘记》（四）。）（按：此条史料辽史系于统和六年，此据罗继祖校为开泰六年，恭顺即贤顺，因避景宗（贤）讳而改。） 其四：“（开泰八年）正月，封沙州节度使曹（贤）顺为敦煌郡王。”（注：《辽史·圣宗七》。） 其五：“（开泰九年七月）甲寅，遣使赐沙州回鹘敦煌郡王曹（贤）顺衣物。”（注：《辽史·圣宗七》。） 其六：“（开泰九年）九月乙亥，沙州回鹘敦煌郡王曹（贤）顺遗使来贡。”十月，“郎君老使沙州还。”（注：《辽史·圣宗七》。） 这里需要指出，其中(3)史料讲辽朝曾派专人护送归义军等使节返回敦煌，说明在开泰六年六月之前，曹贤顺本人曾到过辽京。(4)史料讲辽对曹（贤）顺册封，当有册封使到达敦煌。(5)史料所言派往沙州赐衣物结贤顺的使者当即第六条史料里返辽的郎君老。这样看来，辽圣宗朝，敦煌归义军曾有4次派贡使赴辽；辽朝方面也有3次遣使来到敦煌。如果把太宗朝敦煌遣使于辽的记载考虑进去，则归义军起码有6次出使辽朝，辽朝至少也有3次遣使敦煌。 由此可知，归义军与辽朝之间在两段时间里曾多次互派使者，或进贡，或封赏，来往相当频繁，关系不同寻常，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动向。 二 辽与归义军之关系已如上述，辽与甘州回鹘之关系又如何呢？ 从《辽史》反映的情况看，辽朝曾经5次出兵，对甘州回鹘进行征讨。时间在辽太祖和辽圣宗两朝。 第一次，辽天赞三年十一月，辽太祖在西征过程里，发兵攻甘州，“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次年四月，甘州回鹘乌母主可汗“遣使贡谢”。（注：《辽史·太祖下》。） 第二次，为辽圣宗统和十九年，辽派大将萧图玉“以本路兵伐甘州，降其酋长牙懒。既而牙懒复叛，命讨之。克肃州，尽迁其民于土隗口故城。”（注：《辽史·萧图玉传》。）（按：此处牙懒似是夜落隔之别译。） 第三次，统和二十六年十二月，“萧图玉奏讨甘州回鹘，降其王耶刺里，抚慰而还。”（注：《辽史·圣宗五》。）（按：耶刺里似即上文出现的牙懒之别译。） 第四次，统和二十八年五月，“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奏伐甘州回鹘，破肃州，尽俘其民。诏修士隗口故城以实之。”（注：《辽史·圣宗六》。）（按：此条史料与《辽史·萧图玉传》所载统和十九年事雷同，疑为一件事，俟再考。） 第五次，太平六年五月，“遣西北路招讨使萧惠将兵伐甘州回鹘”。八月，“萧惠攻甘州不克，师还。”（注：《辽史·圣宗八》。）《辽史·萧惠传》也称：“进至甘州，攻围三日，不克而还。” 以上事实说明，辽朝在西征中，对甘州回鹘一直采取敌视态度，不断以武力对之发动进攻，必欲去之而后安。可以推断，辽朝是把甘州作为其在西南边境统治的主要危险来考虑的。 辽朝之所以选定甘州回鹘为打击目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达怛问题。达怛也称达旦、鞑靼，在元人编写的《辽史》中又作“阻卜”，地处甘州回鹘北方合罗川一带。（注：陆庆夫：河西达怛考述，《敦煌学辑刊》1992年第1-2期。）当回鹘强盛时，达怛、契丹曾经同为其属部。据王延德《使高昌记》载：“契丹旧为回纥牧羊，达靼旧为回纥牧牛。回纥徙甘州，契丹、达靼遂各争长攻战。”（注：王明清：《挥麈前录》。）这条史料简明扼要地反映了三者之历史关系。特别契丹人在建立辽政权之后，势力不断扩充，太祖西征中，“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按即唐庭州地），尽取西鄙诸部。”（注：《辽史·太祖下》。）达怛也在被征服之列。但有史实说明，达怛并没有屈服，而在不断反叛。如《辽史》就有不少记载：统和十五年，“敌烈部人杀详稳而叛，循于西北荒，挞凛将轻骑逐之，因讨阻卜之未服者。”（注：《辽史·萧挞廪传》。）开泰年间，“阻卜复叛，围萧图玉于可敦城，势甚张。”（注：《辽史·萧图玉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