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辽金元史研究，在已有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拓展。其中，尤以蒙元史的研究成果最引人注目。 一、辽金史研究 关于辽金政治的研究。何天明近年注重研究辽代的政府机构。他在《辽代北宰相府的设立及职官设置探论》（《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类似于北、南两府宰相的主管官虽早在耶律阿保机即位前就已纳入契丹官制之中，但作为政权机构一部分的北宰相府，其草创时间应是辽太祖元年，而当时的宰相府还没有固定的办公衙署。在《试探契丹北枢密院的职能及历史作用》（《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中，何天明考述了契丹北枢密院四个阶段的职能变化与历史作用，以为契丹北枢密院是辽代的军政核心，其职能包括兵机、武铨、群牧及行政、经济、文化、司法等。孟凡云《论辽代后权的双重性及齐天后失败之原因》（同上，第6期）一文，则考察了辽代后权独立与依附性并存的双重性，指出无子而居后位的齐天后的失败，说明依附性是后权的最基本特性。此外还有关树东《辽朝御帐官考》（《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柳孟训《耶律德光的历史作用》（《学术交流》1997年第4期）等。 关亚新《论金代女真族的村社组织——谋克》（《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3期）一文，对谋克的形成、特点及作用作了探索。王景义的《略论金代的勃极烈制度》（同上）则探讨了金代官制勃极烈制度的产生、发展、作用等，以为勃极烈制虽带有原始军事民主性质，但对金朝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贡献。此外还有靳华《史鉴对金世宗施政的影响》（《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等。 关于辽金人口与经济的研究。孟古托力的《辽朝人口蠡测》（《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5期），将辽代人口按民族划成五大部分逐一考索，求得了公元1114年和1000年两个标准时间的总体人口，并指出了辽代以契丹人为主体，汉族人为多数，其他民族共同构成的人口特点。王兴文的《金代盐业初探》（《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对金代盐业资源、盐制、盐价、盐课及盐使设置与管理等进行了探讨，认为金代盐业虽然不很发达，但盐利在国家财政中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郭正忠《临潼金代解盐银铤考》（《文物》1997年第4期）一文，对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临潼出土的15笏盐司银铤作了研究，认为它们不是“盐税银”，而是盐司收到的商人买盐“入纳银”，它们原属私财，并对银铤铭文作了考释。曾代伟的《金朝物力通检推排法浅论》）《民族研究》1997年第5期），系统阐述了金代通检推排法的颁布、修订、施行及经验教训，指出通过此法分享了贵族富豪家财，不能简单地斥为是对普通民户的搜刮掠夺。 辽金教育、科举、文化与社会生活的研究。黄凤岐的《论辽朝的教育与科举》（《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4期），对辽代的官私学、师资教材及科举制的创立、形式、内容、影响等作了较系统的阐述。辽代契丹贵族子弟以军功、门荫授官，专门选拔汉人入仕的科举制常被斥之为“民族歧视”。对此，周怀宇颇有异议，他在《辽王朝的科举制考察述论》（《安徽史学》1997年第4期）一文认为，这种政策客观上调节了各少数民族在科举制中不平衡的地位，对各族融合和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张文毅、董丽《契丹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的汉化》（《辽宁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一文，论述了契丹在文学、儒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及风俗习惯诸方面接受、吸收汉文化的影响，从而创造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的辽文化。辽墓壁画是反映契丹民族社会生活的生动材料。刘素侠的《从辽墓壁画看契丹人的社会生活》（《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3期）指出，由辽墓壁画可以看到契丹人游牧、渔猎、居住、饮食与“捺钵”生活及契丹人的绘画水平。张国庆、朴忠国撰写的《辽代契丹习俗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23万字），是我国迄今第一部全面论述辽代契丹族习俗的专著，该书阐述了极富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契丹人的生产、生活、人生、社会、娱乐、宗教信仰、习俗及契丹习俗源流等。王曾瑜《宋辽金代的天地山川鬼神等崇拜》（《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一文，对辽金的多神崇拜进行了考述。 周腊生的《金代贡举考略》（《四川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对金代科举考试作了新的探索，指出金代举行进士考试43次，共约取士15000人，状元74名。马明达《金代书画家任询考述》（《暨南大学宋元明清史论集》1997年10月）一文，对任询生平事迹、书事成就作了评述。安贵臣、蒋维忠的《金代的忠孝意识评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指出，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念为金朝统治者、庶民所接受，为推动女真社会的封建化起了促进作用。此外还有：苍松《论女真文化体及其演进》（《求是学刊》1997年第2期）、王春雷《从一枚金制佛像看金初佛教的盛行》（《中国文物报》1997年10月12日）、张敏杰《关于徒单镒“状元”说之我见》（《北方文物》1997年第3期）、任崇岳《王鹗与〈汝南遗事〉》（《元史论丛》第6辑）。 关于辽金民族与对外关系的研究。王成国在《略论辽朝统治下的汉人》（《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5期）一文中，对汉人进入辽朝境内的时间、地理分布、汉人代表在辽朝的政治地位与影响等作了论述，指出辽境内的汉人虽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但他们却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魏志江的《论1020-1125年的辽丽关系》（《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深入研究了那个时期的辽朝和高丽国之间的关系，认为1020-1125年是辽丽朝贡体制全面确立，辽丽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由于金的崛起和辽金战争的展开，高丽国停止对辽的朝贡，辽丽关系遂告终结。申友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撰成《中国北族王朝初探》（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版，15万字）一书，该书对辽金元时期东蒙古地区民族分布、人口与社会结构、社会经济、民俗传统、民族融合等方面作了系统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