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喇沁亲王府所藏《元朝秘史》抄本及其学术价值*

      《元朝秘史》（以下简称《秘史》）是蒙古族第一部书面著作。它记载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先祖谱系和他本人一生的业绩，同时也记载了太宗窝阔台汗统治时期的历史。它不仅仅是一部罕见的史著，其中对于古代蒙古社会生产活动、社会组织机构、氏族部落变迁、部落战争、社会心理、民间习俗等诸多方面的生动描绘，又使其成为古代蒙古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在蒙元时期，这部著作确属金匮石室之藏，非内廷重臣不得一窥。及至元末战乱，此书落入明人之手。洪武初，昔日的皇家秘籍成为训练译员的教科书，遂有十二卷（正集十卷，续集二卷）刻本问世。永乐元年（1403年），翰林儒臣奉敕编纂《永乐大典》，又将《秘史》视作史籍，分为十五卷（五一七九卷至五一九四卷），抄入元字韵中（注：据张穆《元朝秘史译文抄本题词》称，“永乐大典十元先，元字韵中载《元朝秘史》一部八册，十五卷，不详撰人名氏。其卷次亦大典约为区分，本书盖都为一帙也”。张穆曾亲眼目睹《永乐大典》本《元朝秘史》，并撰写《秘史》总译以出，其言可信。见《斋诗文集》卷三，咸丰八年刻本。）。嗣后，《秘史》便以十二卷本和十五卷本这两种形式流传了下来。十二卷本系洪武刻本，由于当时将其用作培训朝廷译员的话语材料，故印数无多，除正统间《文渊阁书目》著录内府藏有二部十二卷《秘史》外，至今尚未发现初刻十二卷全本。1908年的观古堂刻本和1936年的涵芬楼影印本依据的都是手枚洪武刻本残页插了进去，替换掉抄本中相应的各页。）。十五卷本是抄入《永乐大典》的本子，素无刻本，仅以抄本形式流传朝野，插架文人书斋。目前在国内外庋藏的《秘史》原始抄本中，以十五卷本居多，十二卷本为数甚少。

      1991年11月，笔者在前往京沪地区各图书馆查阅文献的过程中，有幸获见一部《秘史》十二卷抄本。此后又于1994年、1996年两番前往庋藏处，持顾广圻所校四部丛刊本与之比勘，稽其异同。与此同时，还就该抄本的来源、文献特点及其价值作了力所能及的考证和研究。

      一、抄本的特征

      该抄本共92页、184面，由两卷组成，并非十二卷之全本。其藏主为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抄本的封面上钤有“喀喇沁亲王”白文篆字印。首页右侧自上而下钤有三枚印章，上方是“御赐天中受秘”朱文篆字印，中间是“夔龠长寿”（注：原印共有四字。“夔龠”二字易辨，后两字因馆藏印章重叠，难以释读，故在本文的蒙文稿上以○○代之。当此汉文稿发稿之际，笔者持影摹印文请教书法家熊一然先生。先生断定此乃“长寿”二字，特识于此，以示不掠人之美，兼申谢意。）朱文篆字印，下方是“喀喇沁亲王”白文篆字印，与封面上的印文完全一样。无任何序跋文字，也没注明抄者名氏。抄本的版式硕大，框高30.1cm，半页宽20.8cm，可谓国内外学术界所经眼之十二卷、十五卷诸抄本中最大的一部。每页抄有五行用汉字音译蒙语的正文，为楷体大字。旁译附于右侧，总译则用小字，双行并列，宽度与正文一行相等。既无通贯全书的页码，亦非卷自为页。人名、氏族部落名称右侧未划竖线标识，仅以细墨线对音译蒙语的正文逐词加以连缀。总体观之，整个抄本出自一人之手，行段间距匀称，字体醒目遒劲，笔划严谨有致，是为精抄。

      抄本的内容属于十二卷本之第七、第八卷，持顾校本与之比勘基本无异。其中存在的某些舛讹显然是抄者的笔误。我们可将其分为两类，一是字句之衍文，二是佚文和错简。

      字句之衍文较多。例如，正文“土撒因”的旁译原为“恩的”，这里却误抄作“息的”（第一八七节）；正文“塔纫”误作“塔级”（第一八八节）；人名“别勒古台”一词，夺脱了纽切两个元音间和带有边音词尾时使用的字旁小注“勒”字。此外尚有替换同音别字之讹误，如将第二○一节正文第三行中的“亦咥额亦咥勒都周”抄成“亦咥额亦迭勒都周”。顾校本第一八八节的总译是分八行抄写的，此本却将其抄作十行。

      佚文和错简有四处。十二卷《秘史》之第七卷始于第一八六节，该抄本则始于第一八六节的末页，故无“元朝秘史卷七”之卷次。佚去第一九四节的首页，因而第一九三节的四行总译和第一九四节的八行正文随之阙如。该抄本的第八卷以“元朝秘史卷八”开篇，此后又出现两处舛讹。其一，抄者至第二○七节，漏掉了一页二面，并将下接的第二○八节误移至第一八六节之前，遂导致了在该抄本第四页上的第一八六节的末两行正文和六行总译成为第二○八节续文的错简。其二，整个抄本止于第二○八节的前半部，顾校本卷八第四十六页上至第四十九页下的相关内容亦复阙如。错简出现在第一八六节和第二○八节之间，肇端于“主儿扯歹”这一人名。抄者将第二○八节成吉思汗赞赏主儿扯歹军功与第一八六节成吉思汗派主儿扯歹、阿儿孩二人征讨客列亦惕混在一起，遂致前后颠倒。

      十二卷本和十五卷本《秘史》虽在分卷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总的节数是一致的，即二百八十二节。十二卷本的第七卷凡十二节（第一八六至一九七节），第八卷凡十一节（第一九八至二○八节），两卷共二十三节，集中叙述了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基业的重大事件，是《秘史》的精要所在。喀喇沁亲王府所藏抄本除个别的佚文和错简外，其内客与十二卷本毫无二致。

      二、关于抄本来源的文献考证

      喀喇沁亲王府所藏这一抄本的本身可视作残本。由于无序跋题识之文，所以何人于何时从何处如何得到此抄本的问题自然就成为一个悬案。检读自明朝洪武年间至清末的官私史乘，有关《秘史》残本的记载寥寥无几。我们所知道的不外乎从内阁大库发现的四十一枚残页，鲍廷博所藏的一部残本等。然而那四十一枚残页却是明洪武年间与《华夷译语》同时付之剞劂的刻本，并非抄本。其内容又分别隶属于第三、第四、第七、第八四卷，每页中缝有《元朝秘史卷七》等书名、卷次和通书连贯的页码，与喀喇沁亲王府的藏本迥异。据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所言，嘉庆间鲍廷博曾藏有一部十二卷残本。嘉庆十年（1805年）鲍氏曾以此本为据校阅了从钱大昕手中得到的十五卷本，增补佚文，题识数语，次年将其寄给黄丕烈。据洪业推测这部残本的原主或许是金德舆。鲍氏的残本亦非抄本，而是刻本，且其增补的内容又涉及到第九卷，故与喀喇沁亲王府藏本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