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理宗赵昀在位40年(公元1225—1264年),于宋朝18位皇帝中在位时间仅次于宋仁宗(公元1023—1063年在位,共41年), 占两宋320年的12%。宋理宗在位期间,也是南宋晚期最重要的阶段。 对于宋理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宋代人一般评价较高,如马廷鸾说:“远几仁祖,视民若保”,“时和屡格,敌难坐消。”〔1 〕元人则有具体分析者,如《宋史》作者评道,与蒙古联合灭金,“可以刷会稽之耻”,又“丕变士习”;但后来“怠于政事,权移奸臣”,因而“治效”“不及庆历、嘉祐”〔2〕。明清时, 李贽认为“理宗是个得失相半之主”〔3〕;王夫之写道:“理宗虽闇, 早岁之设施尤有可观者。”〔4〕近人对宋理宗的评价,有持具体分析的, 认为“端平更化”“俨然中兴景象”〔5〕。也有持否定意见者, 如:“南宋虽然没有暴君,而从孝宗以下,多半昏庸,最大的例证是理宗。”〔6 〕“理宗非有能之君,浸淫于逸乐。”〔7〕“但(赵)昀乃一庸才, 又嗜欲甚多,怠于政事,崇尚道学,虚谈经筵性命,只图偏安,无复国之大志,因之权移奸臣,朝政日非。”〔8 〕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宋理宗是不是一个“庸才”。 长期以来,学术界于南宋后期历史的研究相当薄弱,乃至对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也缺乏全面了解,这就影响到对这段历史的准确认识,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发掘资料,加以评析。所谓“庸”,其本意为平常、经常,引伸为“凡庸”、“不高明”,如庸医、庸才。庸才,即指凡庸无能的人。纵观宋理宗的一生,特别是在位期间的表现,他究竟是不是一个“庸才”,有没有能力?本文拟对宋理宗的“能”与“庸”作些粗浅分析。 一、策略:“渊默”韬晦 宋理宗在位40年,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约十年(公元1225—1233年),史弥远独相擅权,理宗“渊默”少为。第二个时期约二十年(公元1233—1253年),理宗亲政,进行“更化”。第三个时期约十年(公元1253—1264年),嗜欲享乐,怠于政事。 宋宁宗于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闰八月逝世,赵昀即皇帝位,是为宋理宗。此后至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十月左丞相史弥远病逝共九年多时间,都是史弥远独相时期。这段时间里,宋理宗受制于史弥远,听任其擅权,“于万机谦逊无所预”〔9〕,没有自己独立的建树, 正如黄震概括的,宋理宗“委旧辅史弥远,渊默十年无为”〔10〕。所谓“渊默”,就是深深的沉默。宋理宗对朝政深深地沉默达10年之久,确乎惊人!仔细考察,这种“渊默”乃是宋理宗自觉的韬晦行为,是他的一种策略,反映出宋理宗心计甚深,而其目的在于巩固自己的皇位。 宋理宗小时名赵乌孙,是赵宋皇室远族,出身低微,其父赵希
是绍兴府(今浙江绍兴)山阴县县尉〔11〕,早死。乌孙和其弟孟孙随母亲寄居舅父全保长家。时朝廷为史弥远独相专权,他不满太子赵竑,蓄意另立皇嗣,遣人访选赵氏宗族中合其意者。赵乌孙18岁那年(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史弥远门客余天锡过绍兴全家,发现赵乌孙,于是被史弥远接到临安居住,接受皇室教育,乌孙亦被改名与莒。次年,赵与莒被立为沂王嗣,赐名贵诚。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赵贵诚21岁,被立为皇子,改赐名昀。闰八月,宋宁宗逝世,史弥远矫以“遗诏”废去皇太子赵竑,立赵昀为皇帝。 史弥远将赵乌孙从绍兴接到临安后,为了使他更符合帝王身份,特地为他安排生活,选派老师,读书识字,学习朝廷礼仪。作为沂王嗣,又指定国子学教授郑清之担任老师,“清之日教昀为文,又购高宗书俾习焉”〔12〕,教他研读经史、文章翰墨〔13〕,以迅速提高其文化素养。与此同时,史弥远又通过宋宁宗,先将乌孙收养宫中,继立为沂王嗣,再立为皇子,又两次赐名,并授予武泰军节度使、成国公。在短短的时间里,赵昀已由普通百姓而成为皇子、国公,骤然提高了身份,也为承袭皇位奠立了基础。 在民间已有不少阅历、比较聪颖含蓄的赵昀〔14〕,经过两年多的特殊教育,增加了对法度礼仪、皇室生活乃至宫廷斗争的了解,变得练达识务,这从下面一件事可以证明:“宁宗崩,(史)弥远始遣(郑)清之往,告(赵)昀以将立之之意。再三言之,昀默然不应。最后清之乃言曰:‘丞相以清之从游之久,故使布腹心于足下。今足下不答一语,则清之将何以复命于丞相?’昀始拱手徐答曰:‘绍兴老母在。’清之以告弥远,益相与叹其不凡。”〔15〕赵昀此语回答得十分巧妙,他没有也不便正面表达自己作皇帝的意愿,而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史弥远,谦恭地听命于史弥远,实际上是表示赞同。这样的世故阅历,连史弥远、郑清之也“相与叹其不凡”。可见,年已21岁的赵昀不是糊里糊涂地被黄袍加身,而是有意识地争继皇位,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赵昀是史弥远、郑清之废立太子的同谋。 宁宗时,史弥远已独相16年,他“贪天之功,震主之势,柄国自擅,黩货无厌”〔16〕,“专权纳贿,天下交为污浊”〔17〕。史弥远柄国, “诛赏予夺,悉其所主持,人主反束手于上,不能稍有可否,几如曹操之于汉献帝矣。”〔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