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西北沿边的入中

      入中就是商人持政府需要的物品入官场中卖，政府以现钱或实物偿值。它包括入中（中卖）和折中（偿值）两个环节。北宋政府将其作为解决财政、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北宋的入中按地区可划分为京师入中、沿边入中和内地入中。尤以西北沿边的入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也最为重要。〔1〕它事关沿边军需供给、边境稳定、乃至朝运的维系。 并对专卖制度、商品经济、政府财政等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西北沿边的入中是北宋政治经济中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拟对北宋西北沿边入中产生的原因、入中和折中的形式、西北入中的影响等问题作一探讨。

      一、西北沿边入中产生的原因

      《文献通考》卷十五载：“雍熙二年（985年）三月令河东、 北商人如要折博茶盐，令所在纳银赴京请交引，盖边郡入纳见钱算请始见于此。”也就是《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所言：“自河北用兵，切于馈饷，始令商人输刍粮塞下。”郭正忠先生考证《文献通考》所言雍熙二年为雍熙三年之误，很精当。可见沿边入中始于雍熙北伐。雍熙北伐的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粮草供应不继。东路军两次进抵涿州，都因粮竭而退。大量招诱商人入中粮草便成为解决军需的主要方式。此后西北驻军日增、边费浩瀚，而当地出产有限，入中在解决边费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咸平时陕西“远近宿兵不下十万”〔2〕， 陕西一兵“日支钱一十文外，支与口食二升半，河东依此”〔 3 〕， 咸平六年（1003年）陕西镇戎军入中米价为每斗714文。 而处于稍内的渭州“斗米高于镇戎军二十”〔4〕。如以镇戎军物价计， 十万驻军一年生活所需耗钱6786000贯。此数尚不包括犒设、赏赐及器服之费， 总计费用应如《宋史·食货下一》所说：“初，陕西用兵，凡费缗钱七百余万缗。”供养一兵的费用及屯兵的数量都在不断增长。明道二年范仲淹说：“一卒之费岁不下百千，万人则百万缗矣。”〔5 〕欧阳修说陕西康定元年（1040年）已有“三十万之兵食于西者二岁矣，又有十四五万之乡兵”〔6〕。 共四十余万，以一兵年费百千计，陕西一路军费岁需四千余万。王尧臣曾比较沿边三路宝元元年（1038年）前后经费：宝元元年未用兵，三路出入钱粮分别为：陕西入1978万贯，出1551万贯；河北入2014万贯，出1823万贯；河东入1038万贯，出859万贯。用兵后，陕西入3390万贯，出3363万贯；河北入2745万贯，出2552万贯，河东入1176 万贯，出1303万贯。〔7〕不论战与和，三路用兵之费均岁不下数千万。 如包拯所说：“自西事以来，三路并仰给三司逐路岁入粮草，支榷货务现钱银绢香茶等约数千万贯。”〔8〕除养兵之费外， 对周边民族的贸易和赏赐为数亦很大。仅“沿边市马，岁几百万缗”〔9〕。 加之榷场的茶叶、香药、盐等贸易更为庞大。宋政府对周边蕃落首领每年例赐其数亦不小。如给唃啰岁赐彩绢千匹、角茶千斤，散茶1500斤。〔10〕岁赐之外还有随事赐赏的物品。每年给夏的25万和辽的50万岁币亦需辇运到沿边。

      筹措数以千万的边费，本地赋税是无法承受的。《宋史·食货志上三》说：“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租税薄，不足以供兵费。”景祐时“河北岁费刍粮千二十万，其赋支十之三，陕西岁费千五百万，其赋入支十之五”〔11〕。实际上三路赋税很难按数收纳。如陕西军食皆“仰朝廷分颁”，地方官也养成依赖朝廷的心理，不勤于督敛，以致“本路经费岁入全阙……茶盐酒税常课率皆亏耗”〔12〕，所需边费基本上依靠内地输送，途径不外乎官府纲运和商人入中。但官运成本很高，王子渊曾比较官运与商运费用：“纲船兵工一斗已费钱七十矣，若僦私船，百里之地斗才一钱三分至五分半……可省纲船所费之半。”〔13〕张方平所说：“三边税赋支赡不足，募客人入中。”〔14〕实际成为宋政府筹措边费不得不选择的主要方式。王安石曾说：“陕西陆地无可漕，惟厚与价，使民竟入中以供军粮尔。”〔15〕且“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给于商旅”〔16〕。薛向对河北沿边的军粮供给作过统计：“（河北）并边十七州军岁计粟百八十万石，为钱百六十万缗，豆六十五万石，刍三百七十万围，并边租赋岁可得粟豆刍五十万，其余皆商人入中。”〔17〕入中之数占边费总数的90%以上。

      宋代以前，军粮、国用皆依赖政府纲运，而北宋入中成为解决沿边军需的主要方式。这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宋代是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新的高峰。商品经济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加强，欧阳修的论述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认为，宋代的形势是“兴利广则上难专，必与下而共之，然后通流而不滞”。对于宋政府来说“欲十分之利皆归于公，至其亏少，十不得三，不若与商共之，常得其五也”。制定政策的原则应该是“夫大国之善为术者，不惜其利而诱大商”〔18〕。入中的大规模实行正是以当时商品经济和经济思想的发展状况为基础的。

      二、西北沿边入中与折中的形式

      1.西北沿边入中的物品

      沿边入中起于“河北用兵，切于馈饷，始令商人输刍粮塞下”。主要目的是解决军粮，故粮食、草料是西北入中最重要也是数量最大的入中物。宋朝廷给各州军下达了入中粮草的任务，如至和元年“令（河北沿边）入便人粮三百万，马料一百二十万硕”，完成任务的可以“与升差遣”〔19〕。

      仅次于粮草的重要入中物是现钱。虽然《文献通考》卷十八说，边郡入中现钱始于雍熙年间，但见于记载的最早的陕西入中现钱事在咸平六年，河北、河东则在景德二年（1005年）。〔20〕此后入中现钱常见于记载。入中现钱有利于降低虚估，所以为宋政府屡屡推行。庆历八年（1048年）范祥改革解盐法令“罢（陕西）九州军入中刍粟，第令入实钱，以盐偿之”〔21〕。大量入钱折盐，而“入中斛斗于榷货务代支官钱”〔22〕。即入中粮草改为以钱折中，这样就割断了盐与刍粟的折中关系，目的是为了降低虚估。商人为取得虚估之利，不久又“复听入刍粟以当实钱，而虚估之弊滋”〔23〕。但随着以实物直接折中粮草的逐步取缔，仁宗朝以后沿边入中现钱逐步增加，不仅买盐钞钱，而且沿边和籴本钱也大量入中。如熙宁六年（1073年）和七年曾连续募商人赴沿边入钱为籴本。〔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