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儒术”或“儒学”的受重视程度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果说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政治或传统社会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那么，这种作用在北宋应该是比任何朝代都更为明显，更为巨大。北宋政治可以称得上是“儒术治国”的典型或“典范”。不过，北宋政治总的来说是失败的，其中存在着先天的致命因素。“儒术”不但无助于消除或弥补这些缺陷，反而使问题更为严重。铁的事实使“儒术”及“儒术治国”说陷入真正的历史的尴尬。 一 “文人主政”及“儒术治国” “文人主政”是北宋政治的特色，也是“儒术实践”或“儒术治国”的关键。正是北宋笃信“儒术”和“儒术治国”的整个官僚队伍才使得“儒学”或“儒术”大行其道。这就是笔者把北宋看作“儒术治国”的“典范”的原因。在中国历史上，“文人主政”，无论历史长度和彻底性而言，达到宋代这一程度的可以说没有。而且“儒术”的真正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东西的确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实践。当然，这种“儒术治国”或“儒术实践”最后也只能归结为失败。而“文人主政”也是极度君主集权的副产品，根本不是政治理性和儒术理想指导的结果。 “偃武修文”、“重文轻武”是北宋的基本国策。这一国策是通过“释兵权”落实的，进而造成了“文人主政”的局面。“重文轻武”国策产生的原因和“文人主政”形成的过程无疑是理解北宋政治的关键，甚至也是理解北宋灭亡的关键。文官或文人在北宋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可以说是理解官方统治术与儒家理想相互协调、相互渗透的一个典型，也是理解“儒术”与中国传统政治的关系和理解“儒术”的实质精神的最好的教材。这种局面以及造成这种局面的出发点实际上是为了维护极度的君主集权。这一目的应该说达到了，并且很成功。因为北宋王朝极度集权专制所显示出的成功与“文人主政”和“儒学兴盛”的局面是密不可分的。而“文人主政”与“儒学”的兴盛似乎为“儒术治国”或儒家的政治理想的落实提供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良机。 在宋代，士族门阀制已消失，除了科举出身的儒者官僚队伍之外，没有别的什么政治力量，就连皇室宗亲和外戚也没有什么政治特权和政治影响。有人认为宋代属于“平民社会”，世袭贵族已不复存在，除了帝王之家外，大家都是平民，读书人，所谓的“士人”地位最高，为四民之首。〔1〕进身、参政、获取权力靠的就是读书， 就是科举成功。就连这支队伍的领头人——皇帝本人，在信仰、心理上也与他们非常接近。在这一群体或官僚队伍里，“儒学”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连接他们的桥梁之一。我们可以把他们推行的政治称为“儒术治国”。 应该说“儒术”甚至“儒者”在宋初也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和特别的优待。宋太祖在位时，科举取士的数目并不大。宋太宗时情况有了改变。他扩大了科举取士的数量，重用儒臣。洪迈曾经说过：“国朝科举取士，自太平兴国以来，恩典始重。”〔2 〕到了真宗朝“武人”完全靠了边，“文人主政”的局面完全形成，“儒术”也被捧上了天。而在仁宗朝则达到了顶峰。仁宗时蔡襄曾经说过：“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3〕 “文人主政”、“儒臣”受宠当然是由于“重文轻武”的用人政策造成的，而不能说是“文人”或“儒臣”就比“武臣”、将军更有治国才能或更适合管理国家。这是偏见造成了人才观的畸形。当时的观念仿佛就是：读书人学的就是“治国安邦”之道，因而只有他们才懂得如何治国。那么“儒术”理所当然就是治国之术了。于是就有了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神话。〔4 〕可以说机会实际上主要提供给了读书人，进身的主要前提和办法就是读书而已。这样，读书人的地位就越来越高，因而滋生了一种“治国安邦舍我其谁”的优越感和狂妄自大心理。寇准在作枢密使时，看不起武将出身的枢密副使曹利。他公开表示对曹利的轻蔑：“君一武夫耳，岂能解国家大体耶？”〔5 〕可见当时的“文人”或“儒臣”在“武人”或“武臣”面前是何等的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北宋政治可以说完全是文官或者说是读书人的天下。诚如太宗所言，他是“与士大夫治天下”。 “文人主政”或“儒臣当政”当然是在君主独裁前提下进行的。不过宋代的皇帝除了太祖赵匡胤外，对文人的认同及“儒化”程度都是相当高的。皇帝与整个官僚集团在认识上对“儒学”或“儒术”达成共识和一致认同之后，“儒学”就形成了真正的垄断。在文化的各个角落，包括政治思想、教育体系，“儒学”的精神和内容都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儒学”和“尊孔读经”成为教育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内容以及主要方式。在当时，与科举取士相结合，“尊孔读经”是实现自我价值或获取社会地位的主要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儒学”已主宰了一切，“儒术”不仅仅成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同义语，而且作为政治理念和统治术，也在被“实践”着。 二 关于北宋政治的得失 北宋的“文人主政”和“儒术治国”究其本质不是反独裁专制的，而是独裁专制的体现和强有力的措施。说到底，北宋政治的实质是“专制主义治国”，“儒术治国”只是表象，而且这两者是一致的。“儒术”究其实质就是“温和的”专制主义或“温和的”专制统治术；“儒术治国”就是“温和的”专制主义治国。北宋政治大约属于中国专制政治中温和的典型了，这是与儒家政治理想最契合、最一致之处。对于北宋政治及“儒术”的作用我们从根本上不能有过高的或过于理想化的评价。不过我们也得承认，较之其他朝代的政治，宋代政治也是有一定成功之处的，“儒术”也不能说没有发挥“积极”作用。可以说，宋代政治至少对内、对发展文化做得比几乎所有朝代都要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