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安石变法研究中，以往人们总是认为：变法的最终目标“远未达到”，因为它没有改变“以社稷为忧”和“惧于夷狄”的局面，所以“失败”了〔1〕；或者认为：将兵法“未见实效”， 保甲训练“实效甚微”，“宋朝在对付‘外患’威胁方面，依然没有摆脱‘积弱’状态”〔2〕；甚至断言：变法派没有训练出强兵锐士， 对交趾作战的目标亦未达到〔3〕。后来，有些研究者虽然指出将兵法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仅承认个别改革措施增强了战斗力，并且继续否定保甲法。他们没有研讨元丰和绍符年间制夏战争的胜负情况和原因，特别是没有研讨变法的最终目标是否达到（即是否改变了“以社稷为忧”和“惧于夷狄”的局面）这一核心问题。因而，前面列举的各种论点，在主要方面和关键地方，还需要史实检验和进一步探索。为此，笔者作了深入探索研究，结论多与前人相反：王安石等人的军事改革，取得了显著的实效。宋军的战斗力，既不是稍微提高，也不是在个别方面增强，而是大大提高和有系统地增强了。变法之后，不仅改变了“以社稷为忧”的局面〔4 〕，并且改变了“惧于夷狄”的局面，使宋朝基本摆脱了“积弱”状态。应该说：变法的最终目标基本上达到了。现在，把主要论点和论据分述如下： 一、宋军的战斗力获得了显著提高 为了搞清问题，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变法前北宋军队的战斗力是怎样的。 （一）变法前北宋军队的战斗力 众所周知，在王安石变法以前，北宋军队的战斗力很弱，主要表现在下列各个方面： 1.禁军骄惰成风，羸疾老怯，作战时怕苦怕死，往往临阵脱逃。苏舜钦说过：禁兵“终日嬉游廛市间，以鬻伎巧绣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习以成风，纵为骄惰”〔5〕。欧阳修也指出：“卫兵入宿， 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6〕并且“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胜数”〔7〕；“兵至六十一始免，犹不即许也”〔8〕，冗兵极多。于是， “战则先奔”〔9〕。如康定元年三川口战役，宋夏两军对阵时， “黄德和居阵后，见军却，率麾下军走保西南山，众军随皆溃。”〔10〕 2.士兵平时缺乏训练，武艺生疏。“兵不素练”〔11〕，“沿边之兵不下七八十万，可谓多矣。然训练不精，又有老弱虚数，十人不当一人，是七八十万之兵不得七八万人之用。”〔12〕在缘边屯戍的骑兵里，甚至“有不能被甲上马者”，“骁胜、云武二骑之类，驰走挽弓不过五六斗，每教射，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坠地”〔13〕。 3.将兵分离，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每御敌，皆临时分领兵马，而不经训练服习，将未知士之勇怯，士未知将之威惠，以是数至败衄。”〔14〕换句话说，“以屡易之将，驭不练之士，故战必致败。”〔15〕 4.武器“钝折不堪”，战马严重不足。据《长编》记载，宋军士兵常“执钝折不堪之器械”，“铁刃不钢，筋胶不固，长短小大，多不中度。盖造作之所但务充数而速了，不计所用之不堪，经历官司，又无检责。”〔16〕并且，马军缺马。据《通考》记载：“康定初，陕西用兵，马骑不足。”〔17〕宋祁说：仁宗时骑兵百分之八九十无马〔18〕。笔者认为，宋说虽有夸张的地方，但与实际情况相距不远。从当时骑兵缺马非常严重的情形来看，百分之六七十无马，当无疑问。 5.赏罚不明。这是将领不肯立功用命、导致战斗力削弱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长编》中也有清晰的叙述：“自关西用兵，四五年矣，赏罚之际，是非不分，大将无功而依旧居官，军中见无功者不妨居好官，则诸将谁肯立功矣！偏裨畏懦逗遛，法皆当斩，或暂贬而寻迁，或不贬而依旧，军中见有罚者不诛，则诸将谁肯用命矣！”〔19〕 6.财力不足。经济力是战斗力的基础，没有强的经济力，就不可能保持强的战斗力。在宋仁宗时期，由于国家“财无久积”，经常出现财政危机，庆历以后每年亏空在三百万缗以上〔20〕，因而宋军的作战行动总是受到“经费益蹙”、“人马乏食”〔21〕的束缚。 7.兵民分离，没有充足的后备军。《长编》等史籍明确指出：“至于平民，则素不知战”，“内地州县，人不习兵”，“养兵虽多，及用则患少，以民与兵为两故也。”〔22〕 8.战略战术错误，缺乏有才能的将帅。例如，在抗夏战争中，战略上总是消极防御、被动挨打，而战术上又常常轻敌冒进。当时，多数将领对“兵谋战法，素不知晓”〔23〕。 既然变法前宋军的战斗力是如此，那么，变法后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二）变法后北宋军队的战斗力 变法〔24〕之后，宋军的战斗力获得了显著的提高，表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1.裁汰了大量冗兵，禁军较前精锐。熙宁二年七月诏：士兵“五十以上愿为民者，听之。……至是，免为民者甚众，冗兵由是大省。”〔25〕由于坚决地实行了并营法，裁减了许多老弱士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禁军的素质，因而在战场上禁军常常以少胜多。例如：熙宁中，刘昌祚曾率领骑兵二千，打退了侵扰宋朝边境的西夏骑兵一万余。“帅李师中上其功曰：‘西事以来，以寡抗众，未有如昌祚者。’”〔26〕元丰初，“夏人屯二千骑于大会平，将取稼，永能简精骑突过其营，骑卒惊溃，……夏人患之，令曰：‘有得高六宅者，赏金等其身。’”〔27〕元丰六年二月，夏军“数十万”，围攻兰州，王文郁“以一当千”，“贼惊溃”，“溺死者甚众”〔28〕。元丰七年五月，“宋兵不满千人，却贼数万，斩获著名凶悍酋豪十数，贼丧气逃遁。”〔29〕熙丰时代的禁军之所以比较精锐，战斗力之所以大为提高，除了上述裁汰老弱这一重要因素外，还在于纠正了骄惰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