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结束了中唐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辖区内行政、军政、财政的统一。就其中的财政方面而言，三司作为中央一级的最高财政管理机构，对地方财政的管理大大加强，改变了唐后期以来地方节度使擅财的弊端，因而也就有了这样的说法：“朝廷自克平诸国，财力雄富，然聚兵京师，外州无留财，天下财用悉出于三司，故费浸多。”〔1 〕这种说法表明了宋代财政的高度统一，它给人的印象是三司成了唯一的理财部门，地方无财政。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不仅宋代根本没有存在过，而且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上，宋代的财政实践中，既有统一，也有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划分十分明确。就整个宋代来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存在前后变化，不仅北宋与南宋有很大差别，就是北宋各个时期也有所不同。关于南宋的情况，拙作《论南宋财政岁入及其与北宋岁入之差异》（《河北学刊》1996年第1 期）已有所论及，本文则希望通过北宋时期地方向中央进“羡余”这一事实，对北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进行考察。 一 “羡余”一词在宋代史籍中较常见，其表面的意思是多余、剩余，但在不同的地方所指不同，一是仓场“羡余”，即仓场实有钱物比应有之数多，如“先是，京畿每岁受纳民户税帛，皆别置场，命官与司隶参军分掌其事，事毕有羡余悉与京府官均分， 亦有缘此多取于民者”〔2〕。“（吴）守则监左藏库，（范）讽为矫奏羡余，改一官”〔3〕。 此种“羡余”为仓场官吏在出纳之际上下其手、盘剥克扣造成的。另一种是税收机关的实收税额比定额或旧额多收之数，如“时承平日久，掌财赋者法禁愈密，悉笼遗利，及较课以祖额前界，递年增之，榷货务连岁有羡余，三司即取多收为额”〔4〕。 这二种“羡余”都无足论，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向中央进“羡余”。 地方向中央所进之“羡余”是指地方财政之节余，地方在额定上供之外向中央上缴的财物。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河北转运使李士衡在进“羡余”时说：“管内诸军准备支用外，有钱四十万贯，绸五千匹，丝三千两，布二十万匹，请悉以上供。优诏褒之，其钱帛令本路贮积，勿更辇致。”〔5 〕李士衡是宋真宗朝进“羡余”次数最多的一位转运使，以善理财见称，他在任陕西、河北转运使时不仅不再接受内库对两路军费的补助，而且还常进献助祀、助东封，以及补助他路转运司。“先是，每有大礼，士衡必以供军物为供贡，洎计司检勘，其数多失实”，在这些供贡中，李士衡只是言其总数而没有区分应上供和额外上供者，故计司认为其数失实，所以大中祥符九年献助南郊时就加以明确说明，“河北转运使李士衡献助南郊绢布六十万匹，钱二十万贯，且言六十万皆合上供者，余二十万即本路羡余”〔6〕。 这就明确说明所进“羡余”是规定上供外本路的财政节余。同年，河东转运使陈尧佐也将本路节余之物上供，“本路屯兵旧以西川辇运帛匹充衣赐，今请于本路自备，今年冬衣计省绵、绢五十余万，以为上供”〔7〕。对此， 丁谓说：“河东本无绵绢，非可筹画，此盖转运司每岁大计其数，故积羡尔。”也就是说，河东所进乃是从预算年计中节余下来的。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富弼上奏说：“洎太祖、太宗尽取川蜀、河东、江南、两浙、荆南、湖南、广南、闽粤之地，何啻万里，不许逐方私积宝货，当时尽归京师。且以后来，赋税无不经度，逐州只留实约军费，其余每岁尽取上供，……凡天下如此者已七十年矣，今诸路转运司以逐州实约之费无多羡余。”〔8〕这就明确说明，地方赋税收入除用作上供外， 留充地方经费，地方经费的节余即是“羡余”。 “羡余”名为节余，但也可分为二种情况，一种确是地方预留经费的节余。另一种则是地方官员采取各种手段增加收入而得到的。如宋仁宗朝，王逵任湖南转运使时“率民输钱免役，得缗钱三十万，进为羡余，蒙诏奖”〔9〕。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 “上封者言：诸路转运司广要出剩，求媚于上，民输赋税已是太半之赋，又令加耗，谓之润官”〔10〕。元丰年间，吴居厚任京东转运副使，在莱芜、利国二监，“官自鼓铸”，使本路经费充足而且有数百万缗以佐国用。不论哪种情况，对于地方来说，所进“羡余”都是额定上供之外的。也就是说，地方所得赋税收入原则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上供，一部分则是地方留用财赋，进“羡余”就是地方完成规定的上供之外，将经费余额上缴中央财政。 北宋不同时期，进“羡余”的情况是不同的。宋真宗朝，李士衡多次进“羡余”，陈尧佐、段惟几也都曾进“羡余”。从记载的情况看，他们所进“羡余”确可认为是地方财政节余。如河东、陕西所进绢帛主要来自川蜀，除非节余，否则无法向当地人民征取。此时期舆论对进“羡余”的态度也未见激烈的批评，进“羡余”最多的李士衡多是在南郊、东封时贡助，虽有时也造成地方财政的紧张，如助东封后，“官吏艰于经画，辄以此为辞”〔11〕，但宋真宗对此的态度是表彰的。 到宋仁宗朝，进“羡余”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进“羡余”不仅出于地方主动，而且更多的是由于朝廷强迫。二是进“羡余”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行为，“羡余”更多地是地方官员通过加重剥削而得到的，因而舆论对此持激烈的批评态度，宋仁宗到后来也不断下诏予以禁止。 王逵任湖南转运使时，征收免役钱，进“羡余”三十万贯，因而得到诏奖，“由是他路竞为掊克，欲以市恩”〔12 〕。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吕绍宁被任命为淮南转运使，一上任即进“ 羡余” 十万贯〔13〕。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有人指出：“诸路转运使广要出剩，求媚于上。”〔14〕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的诏书中也指出：“如闻诸路转运使多掊克于民，以官钱为羡余，入助三司经费。”〔15〕这一时期，地方进羡余已成为一股风气，这与中央财政紧张，三司为解决财政困难，强迫或诱使转运使进“羡余”是分不开的。 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四月所降中书札子“称臣僚上封：财赋所出，各有悠司，由外以充内，自下而奉上者也。又曰：仍取羡登，用备贡入。乞戒谕诸路转运司如用度缺，须管自擘划支赡，若的是圆融不出，即许于邻道钱谷有剩处支那，不得似日前乞自京般钱银米谷，遍行下者”〔16〕。这一札子强调地方经费自行解决，不得再要求中央补助，但同时却强调转运使自下而奉上的职责义务，还要求将地方经费节余上缴。朝廷为保证地方上供的完成和鼓励进“羡余”，制定了相应的措施，“三司与发运司谋聚敛，奏诸路转运使上供不足者皆行责降，有余者则加升擢，由是贪进者竞为诛剥，民不堪命”〔17〕。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欧阳修说：“加以近岁以来，省司屡于南方敛率钱货，而转运使等多方刻剥以贡羡余。”〔18〕“三司尝责诸路进羡余，淮南转运使张环上金九钱，三司怒，移文诋之甚急，环以赋数民贫为对。”〔19〕可见进“羡余”是被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