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法分类号 K244 西夏是我国西北党项族建立的地方政权。自李继迁公开反宋并逐步崛起强大以后，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10世纪末至13世纪初的东亚“国际”关系中与辽宋金相继鼎足而立。尤其是与北宋的和战，对北宋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在宋代文献中留下了大量有关西夏的诸臣奏议、文人笔记和外交文书，它们是研究宋与西夏关系的第一手资料。本文从中撷取相关资料，综合考察北宋朝野人士对西夏的看法，在此基础上探讨一下北宋朝野人士对西夏所持的态度，以期有裨于宋夏关系史的研究。 一、北宋朝野对西夏所属地位的看法 宋太平兴国七年，李继迁不愿随其族兄李继捧归宋，率族奔走地斤泽，从此举起反宋的大旗；李元昊于宋宝元年间上表称帝，建立大夏国，这是宋夏关系中的两次重大事件。在北宋朝野人士看来，这两次重大事件无疑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背叛行为。反映在各种官私文书对西夏的称呼上，即有西贼、夏贼、贼迁、贼酋、贼界、贼、昊贼、叛羌、狂悖、僭逆、桀黠、勇鸷、大羊、蛇豕等一类的称谓。与称“贼”相似的，是把李继迁和李元昊称作“盗”，如尹洙在《议攻守》的奏议中说，“夫西贼之弗庭久矣，自继迁盗起”〔1〕。 又如参知政事石中立称元昊为“陕西一大盗。”〔2〕宋徽宗向钱即询问西夏兵力， 钱即回答说：“夏国本数州之地，盗据灵夏浸以强大。”〔3〕众所周知， “贼”和“盗”字在封建时代是统治者对劫杀者、逆乱者和农民起义的专用词，宋朝野人士把这两个专用词用在称呼西夏上，足见他们对西夏的“叛宋”的激愤。 虽然李继迁的反宋和李元昊的称帝，在北宋朝野人士看来同属背叛行为，但因其背叛的性质有所不同，即李继迁的“叛宋”是“藩镇”叛乱，而李元昊的“叛宋”则属“僭逆”行为〔4〕。 因而北宋朝野对李继迁和李元昊的态度又不尽相同。 先看对李继迁“叛宋”的态度，宋太宗的几段言论最具代表性。 淳化五年正月，赵保吉（即李继迁）攻掠灵州及通远军所辖堡塞，宋太宗怒曰：“保吉叛涣砂渍中十年矣，朝廷始务含容赐以国姓，授以观察使，赐予加等，俸入优厚，仍通其关市，又以绥宥州委其弟兄，可谓恩宠俱隆矣。乃敢如是，朕今决意讨之。” 至道元年三月，宋太宗对侍臣说：“继迁游魂，孤孽贪利忘义，朕欲开其迷复之路，渐加控制，近闻仓皇失据，不自宁处，传信边将各守封疆，无相侵轶，亦畏我之兵锋矣。” 至道元年六月，继迁不受宋封授的鄜州节度使，宋太宗对宰臣云：“继迁负固不庭，啸聚边境，朕君临四海，须与含容，昨者赐以诏书俾移镇守而狂不奉诏，尚恣陆梁，朕哀此孽重死亡非久也。” 〔5〕 从宋太宗的这三段话来看，一方面透露出宋廷对武力征服和官爵厚利诱降两种手段都不能使李继迁归顺的无奈心情，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李继迁的叛宋只是一种不奉诏，不愿受宋控制的“越轨”行为，因而宋廷可以“含容”，可以“开其迷复之路，渐加控制”，可以“俾移镇守”，说到底，宋与李继迁政权的关系是唐末五代以来中原王朝与边境具有藩镇和少数民族双重性质的地方政权之间的矛盾。景德初，吏部尚书张齐贤在一篇奏折中回顾诸臣对李继迁叛宋行为的看法时曾说：“当时臣下皆以继迁只是怀恋父祖旧地，别无他心”〔6〕，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但是，李元昊建国时，其政权组织、军事势力、辖境疆域已绝非他的父祖所能比拟的，而他们“叛宋”也远不是以脱离宋的控制、满足节钺封授为目的，他是要建立一个与宋辽平起平坐的西夏王朝。因此，面对元昊的称帝要求，宋廷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一方面，“初，元昊反书闻，朝廷即议出兵，群臣争言小丑可即诛灭”〔7〕， 并在《削赵元昊官爵除去属籍诏》中声讨赵元昊是“戎汉余妖，边关小种，性含虺毒，志负狼贪。昏顽表于稚年，傲悖成于壮齿……欺天罔畏，既张逆节。”〔8〕另一方面，宋仁宗向元昊颁诏重申李德明以来的臣属关系， 籍以规劝元昊“守我西土”，切勿“坏尔考之约，孤本朝之恩，忠孝两亏”〔9〕。但是，比较清醒的士大夫则能客观地面对西夏建国的事实， 如右正言吴育说，“元昊虽名为藩臣，其尺赋斗租不入县官，穷漠之外，服叛不常，宜外置之，以示不足责，且彼已僭舆服，夸示酋豪，势必不能自削，宜援国初江南故事，稍异其名，可以顺抚而收之”〔10〕，“不可同中国叛臣，即加攻讨”〔11〕。吴育所言“宜授国初江南故事”，即是指，“周世宗既取江北，贻书江南，如唐与回鹘可汗之式，但呼国主而已，上因之。于是，始改书称诏。”另据《吕氏家塾记》云：“赵元昊反，有诏削夺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斩首者，即以为节度使，仍赐钱万万，许公时在大名，闻之惊曰：‘谋之误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镇叛命，如此诘誓则有之矣，非所以御外国也，万一反有不逊之言，得无损国体乎？’朝廷方改之，已闻有指斥之词矣。”〔12〕显然，吴育等人把西夏是作一个“国家”来看的，因而他们主张顺其自然，尊重现实。不过，他们的见解在“方锐意必讨”的当时，并未受到重视，而且他们对西夏的态度反受到讥讽。经过几年的战争，宋廷“师久无功”，才不得不面对现实，封授元昊为夏国主。 当然，元昊只得“国主”的称号，在名义上仍与宋保持着臣属的关系，这可以说元昊未完全达到其“叛宋”的初衷。但实际上自李德明以来，夏州政权已是我行我素，“拓跋德明承继迁土宇，志在自守，然其下部族亦时寇抄边境，及公移究诘则阳言不知，朝廷惟务含贷，以存大体。其号令补署官室、旌旗一拟王者，每朝廷使至则撤宫殿，题榜置于庑下，使輶治出饯馆，已更赭袍，鸣
鞘鼓吹导还宫，殊无畏避”〔13〕。至元昊当政更是如此，设官建制与辽宋相仿。正因为西夏与宋尚有名义上的臣属关系，是故宋廷不论是官方还是士人都坚持在外交上不给予西夏以平等的待遇，“虽在外国，乃朝廷策命守土之臣。”〔14〕在公文上和外交礼仪上均严格遵循君臣之礼，其具体表现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