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晋灭亡后，诸多政权并立的局面，使历史沿着三国时期辨伪正的惯性，拉开了正统之争的战幕。这次已不是汉族政权之间的争斗，而是在奉行同一种文化的前提下，入主中原的“五胡”政权与汉族政权之间的争斗，华夷之辨成为争正统的新内容。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建立后，在观念形态上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北方汉族人民在文化心理状态上严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注：《左传·成公四年》）的传统观念，进行顽强的心理抵触。二是江左东晋政权以正统王朝作号召，打着“克复神州”，“中兴晋室”的旗号，造成一种卷土重来的气氛，使中原晋民的故国之思保持着长久的持续力。少数民族政权虽据华夏中土，却得不到华夏正统的称号，征服不了中原人心。刘渊以摧枯拉朽之势而摧乱晋，却一直受到“晋人未必同我”（注：《晋书·刘元海载记》）的困扰。甚至到石虎时，还顾虑赵人“不忘中国而不戴己”（注：《读通鉴论》卷13）。 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统治者都认识到，要淡化晋民的正统王朝的政治观念，必须在文化心理上同汉民协调起来，树立正统王朝的旗帜，“擅中华之称”。 自西晋末至南北朝末的中华正统之争，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十六国前期，“假中国之礼乐文章，而冒其族姓”（注：《读通鉴论》卷12）。这种争夺又可分为三种情况。 其一，标榜前代正统王朝，冒其族姓。如匈奴刘渊称汉氏之甥，建国号为汉，追尊后主，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 其二，借王命以自重。前燕慕容廆、慕容皝，前秦苻洪、苻健，羌族姚襄，均接受东晋的封号。胡三省说：“晋室虽微，慕容、苻、姚之兴，其初皆借王命以自重”（注：《资治通鉴·晋纪·元帝建武元年》胡注）。 其三，自为帝统。后赵石勒一进入华夏地域即为华夏正统的果敢精神，明确亮出夷族旗号，自为帝统。刘琨曾写信劝其背汉归晋，石勒报琨曰：“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注：《晋书·石勒载记》）。称赵王后，号胡为国人，公开打起夷族帝王的招牌。对这一光明磊落的作法，石勒曾有一段自我感慨：“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注：《晋书·石勒载记》）他对阴险狡诈的狐媚作法表示极大的鄙视，却也一直担心自己这个夷族帝王得不到人们的承认。擒邵续后，石勒派徐光责让说：“续蚁封海阿，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为君邪？”（注：《晋书·邵续传》）到了晚年，石勒越发感到忧虑和困惑。他曾对徐光说：“吴蜀未平，司马家犹不绝于丹阳，恐后人将以吾为不应符录，每思之不觉形于神色。”（注：《晋书·石勒载记》）可以说， 这个问题造成石勒终生的遗恨。 北方汉族地主在经过了一段对东晋王朝的翘首仰望和对克复神州的心理淡化后，张宾、王猛等有识之士，把对汉族文化的忠诚转向了对夷族的改造，比较现实地走上了与夷族合作，进而复兴和再造中原文化正统的道路。 由于东晋政权的存在和北伐，不继召唤着北方晋民的故国之思，又因为五胡政权更兴迭仆，旋起旋灭，每次都从封建化的起点上重新开始，十六国前期各政权始终没有享有正统王朝的威望。东晋伐前秦至灞上，耆老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注：《晋书·桓温传》）王猛、苻融都认为：“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 “晋虽僻陋呈越，乃正朔相承。”（注：《晋书·苻坚载记》）苻坚之所以大举南下，“是急欲作正统，恐后世以其非正统，故急欲亡晋”（注：《朱子语类》卷136）。 第二阶段 十六国后期，自建年号，自为帝统。 五族分立的时代大潮，在不断地撞击、更新着北方的地域观念和正统观念。最初，当西晋失去北方黄河流域之地时，人们说是“惠帝失驭”，“刘石乱华”，“叨窃中土”。这些常用的措辞，反映了这样一种心理观念：刘石窃踞的是华夏地域，取代的是西晋的统治，是对中华正统和地域的祸乱和篡窃。由于石赵在中原的较长统治，待前燕、前秦兴起时，人们口头上不再提晋政权了，“因石赵之乱”，又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前秦统一，北方又成了苻秦的地域。待后燕、后秦兴起时，又成了“蹑苻亡之会”（注：《晋书·姚泓载记》）了。经过中原几度易主的洗礼，人们似乎忘记了晋司马氏曾是中原的主人。 此时的东晋王朝，自中华荡覆五十余载，“先旧徂没，后来幼童，班荆辍音，积习成俗，遂望绝于本邦，宴安于所托”（注：《晋书·桓温传》），“雍容江表，坐观祸败，怀目前之安，替四祖之业，驰檄布告，徒设空文”，（注：《晋书·张俊载记》） “自苻坚淝水之败，至是十有四年矣。关河之间，戎狄之长，更兴迭仆，晋人视之漠然不关乎其心。”（注：《资治通鉴·晋纪·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胡注）前辈们那种慨悲壮的亡国之戚，那种克复神州、中兴晋室的雄心壮志，随着岁月的流逝，仅成为后生们无动于衷的历史记忆，再也唤不起他们对北土的热望。因此，前秦瓦解之后的新政权，都直接了当地自立为正统。甚至是奉行建兴年号四十余年的河西地区，除西凉李暠外，也都自建年号，自为帝统了。 第三阶段 南北朝时期，南北同为邻国，平等对话和北方系统地再造正统阶段。 自拓跋珪更名为“魏”后，拓跋魏遂以“神州之上国”的姿态反客为主，折服了东晋南朝政权。在汉族地主的引导下，北魏进行了一系列再造正统运动，至教文帝改制达到了高潮。一个汉族文化与夷族文化共溶的中华文化主体，在北方重新构筑起来，人们心态上已形成一种北重南轻的倾斜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