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评派诗学理论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锺陵,1943年生,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中国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8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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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批评派的诗学理论,在40年代以《中国新诗》杂志为中心集合起来的一批诗人及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创作及评论中,曾一再发生过明显的影响。它的一套术语,被一些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者所使用;它的细读法,古代文学研究界中也有人取之为路径。然而有关新批评派诗学理论的研究,往往都未能抓准这一流派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得失,鲜见有不浮泛的解说,更鲜见有高屋建瓴的、深层次的批判。于是,当人们对其理论加以运用时,也就一并将其错误也吸收了过来。因此,深入研究这一流派诗学理论,对于创作界、评论界及文学史研究界取其长、舍其短,避免陷入它的理论误区中,显然是完全必要的。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学理论被大量译介进来,这对于开拓我们的视野、更新我们的路径,无疑都起了重要而有益的作用;但无庸讳言的是,食西不化的倾向也在抬头,不仅存在着过多颂扬西方文论的偏向,而且此种颂扬还仅止于介绍和转述的浅表状态。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在许多人的眼中黯然了。当然,也存在另一方面的情况,即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与发展,不知从何着手,古代文论的研究存在着脱离现代需要的书斋式倾向。这两方面的状况,使得我们建立既具有现代形态又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工作举步维艰。十分清楚,与西方文学理论、特别是20世纪西方文论的深入对话,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价值的现代认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只有在对西方文论得失的深刻剖析及与中国文论的扎实比较中,并在对新的文艺创作及文学史研究的实践经验加以理论概括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克服中西文论各自的缺点,取其所长,汇通之,而又提高之。如是,对文学理论中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才能获得一种以世界性眼光为基础的更高的认识,新的文学理论的建设也才能有实质性的重要进展。

      一、新批评派的类型及源流

      新批评派自本世纪20年代开始兴起,40年代达到极盛,50年代后期明显衰退,至60年代已完全失势。它是西方20世纪上半个时期的代表性批评流派。约略地说,这一批评流派共有前后相继的三个圈子:一是在剑桥执教的艾·阿·理查兹及其学生威廉·燕卜逊。二是约翰·克娄·兰色姆及其学生艾伦·退特、克林思·布鲁克斯、罗伯特·潘·沃伦,被称为南方批评学派。三是雷内·韦勒克、奥斯丁·沃伦、威廉·K·维姆萨特、克林思·布鲁克斯,此四人在40年代后长期执教于耶鲁大学,被称为耶鲁集团。理查兹的教学实验,是新批评派的直接起点;新批评派的得名,是因为兰色姆《新批评》一书的出版;而韦勒克与奥斯丁·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则是这一流派理论的总结。

      仔细辨别起来,新批评派中有两种类型:一是专注于对诗进行细读的倾向,一是试图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融合起来的意向。前者是由理查兹及燕卜逊发展而来的一脉主流;后者则多少上承了艾略特较为开阔的眼界,其代表性著作便是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当然,正如类型的区分是相对的一样,艾略特与理查兹对于新批评派的影响也是交互的。

      虽然许多研究者对于新批评派中的两种类型缺乏认识,然而我们可以在艾略特下面一段有趣的陈述中,找到坚实的根据。艾略特说:“我时常发现自己被看作现代批评的鼻祖之一”。他读到一位现代批评家的一本书,此人提到“新批评”时,曾有“启始于托·斯·艾略特的整个批评运动”一语,但艾略特却声明说,他自己“看不到任何可以说是启始于我的批评运动”。艾略特所看到的批评方法,除了通过研究起源来解释诗这一做法外,还有一个趋势,便是“以理查兹教授为代表的那种,他们所考察的是如何传授欣赏技巧,或者以他杰出的学生燕卜逊教授在语言上的精细为代表的那种趋势”。艾略特说:“我最近注意到一种发展,我觉得它可能起源于理查兹教授的课堂方法,它以其自身的方式成为一种对注意力从诗偏离向诗人这种做法的健康的反动。”艾略特追溯说:“理查兹的《文学批评原理》出版于1925年。自从这部颇具影响的著作问世以来,文学批评领域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注:《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89、295-296、286页。)艾略特摒弃现代批评鼻祖的荣誉,而将新批评的发源归之于理查兹,这是意味深长的。艾略特早期诗论的目的在于消解主体,因此他自然是赞同从诗人向诗的此种批评移位的;然而他却说理查兹是“以其自身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这就划出了一种分界:教授批评家与诗人批评家的不同。

      艾略特称新批评派为“榨柠檬汁批评流派”(注:《艾略特诗学文集》,第296页。)。他认为自己对当代批评风气的影响,在于他为《荒原》一诗所加的注释,它们在那些探寻源头的人中激起了一种错误的兴趣,诱使批评家和读者将解释误当为理解,这是属于通过研究起源来解释诗的研究方法。而传记式批评则是过度依赖解释起因的、危险最大的批评形式,特别是当传记作者在他对外在事实的知识上附加了对内在心理经验的揣度的时候,尤其如此。

      当然,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艾略特的非个性化主张、他对于“集中考察文本”(注:《艾略特诗学文集》,第105页。)的强调及其科学主义态度,乃至他对于玄学派诗歌的赞扬,对于多恩的高置其地位,都在榨柠檬汁批评流派的实践中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艾略特的自我分辨,却显然有利于我们划清同一发展方向中的两条不同的批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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