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诗歌虽被新文学的前驱者认为是最难争夺的“堡垒”（注：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9页。），但这个“堡垒”后来还是被攻克了。自此以后，绝大多数中国诗人都放弃了过去的写诗习惯，而使用“白话”和没有格律约束的自由方式来写“新诗”。因此，他们也被称为“新诗人”。随着白话文的胜利和垄断日益被体制化，新诗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神话”，一种存在的“真理”。当然，在新诗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对其不满的呼声也普遍存在，批评和纠偏的呼声也绵延不绝。比如“新月派”提倡格律，象征派和现代派追求诗质；比如五六十年代台湾诗界提出“新诗的再革命”；比如大陆学界主张新诗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进行发展。问题是我们以往使用的“新诗”这一概念，在诗学和美学上能成立吗？假如它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是否符合并有利于中国今后的诗歌发展呢？ 在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诗歌创作和批评之后，我们重新反思“新诗”这一概念，总觉得它过于含混，弊端不少。或许，它只是“文学革命”时期一个临时性和过渡性的概念。本文旨在对“新诗”这一概念作历史的追溯和进行诗学、语言学的反思，并提出“现代汉诗”这一概念，以便更好地促进和完善中国现代诗歌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 一、历史的追溯：从“白话诗”到“新诗” “新诗”这一名称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晚清黄遵宪等人提倡的“诗界革命”。黄遵宪在少年时代就有“别创诗界之论”（注：黄遵宪：《与丘菽园书》，见《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页。），丘逢甲也提出过“新筑诗中大舞台”的主张（注：丘逢甲：《论诗次铁庐韵》，见《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第132页。），而梁启超则在他的《饮冰室诗话》中，直接使用过“新诗”这一名词：“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撦新名词以自表异。”这时的“新诗”，却不是“五四”之后普遍使用的“新诗”概念，它不过是传统中国诗歌的“改良”，而不是后来另起炉灶的“革命”。无论是梁启超他们提倡“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注：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是实矣。”见《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第136页。）也好，或是南社的柳亚子他们“革在理想”（注：柳亚子《寄杨杏佛书》：“文学革命所革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两言尽之矣。”引自《胡适留学日记》（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163页。）的主张也好，本质上都是旧瓶装新酒，是“挦撦新名词以自表异”的“革命”。这种革命当然是有意义的，它是20世纪中国诗歌革命和整个文学革命的前奏，但形质分离，不触动体制和语言本质的改革，这不过是更醒目地表现了古典诗歌体制的危机而已。而事实上，当时无论黄遵宪用五古写“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杂感》），还是裘廷梁用文言写《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论文，都具有反讽意味。 然而，正是由于晚清以来“文学革命”彰显的危机与悖论，使胡适感到文学革命的“新潮之来不可止”（注：胡适：《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胡适留学日记》（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在“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注：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9页。）。并明确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就是用白话作文，作诗，作戏曲”（注：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3页。）。这样就有了“白话诗运动”。白话诗运动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部分，只不过诗歌的堡垒最坚固，也最没有传统的经验可以依傍，因此显得最激进，引起的争议也最大罢了。白话能否作诗，或者说怎样用白话写诗，是当时颇有争议，今天也仍需要辨析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后文再作讨论。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胡适的白话文、白话诗运动，之所以不同于清末的文学改革思潮，具有社会感召力和展开的可能性，就在于他在清末以来社会变革的心理要求与文学变革要求的契接点上，找到了一种“说法”，一个“具体的方案”。这就是，他认定了，“无论如何，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的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那已产生的白话小说词曲，都可证明白话是最配做中国活文学的工具的。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它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使它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注：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9-20页。）“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注：胡适：《尝试集·自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这里“死文字”与“活文学”的问题，被转换为“工具”与“运输”的问题，让人们意识到不能单从学理或文学问题中寻找答案。当时文学缺乏活力的问题，不仅仅是黄遵宪提出的“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注：黄遵宪：《梅水诗传序》，见《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第121页。）的问题，也不只是梁启超所言的在旧风格中包含“新意境”的问题，而是语言和言说方式就是民族的历史、文化、游戏与娱乐、信仰与偏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