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改革打破了30年闭关自守，西方当代文艺理论陆续被介绍过来了。本来，这些文艺理论资料，经过分析研究，应可成为建构中国当代文艺学、美学的积极因素。但没有料到的是，还没有来得及分辨精华、糟粕，良莠未分，泥沙俱下，就四处弥漫。如今，热潮已退，冷静反思，恐怕还是需要下功夫系统研究，深入解剖，以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掌握思想体系，这超出早期对“那几封信”的注释范围。马、恩的美学思想，其实被包裹在宏伟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之中，要掌握其美学思想体系，必然要深入研究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经济学——哲学等原著。这样的进展，令人鼓舞。与此同时，对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的研究也已推进到更高水平，努力想探索思想体系、基本范畴，以便作整体把握。中西文论各不相干的格局也渐在改变，比较文艺学、比较美学已日益受到重视，令人高兴。 思想解放激发了文艺学、美学作新的建构的尝试。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艺术文化学、艺术符号学、接受美学、艺术本体论、艺术生产论等都有所发展，理论形态渐向多元化推进。我自己的兴趣仍在文艺美学，致力文艺学和美学的结合，主编文艺美学丛刊。我并非奢望探索文学艺术的全部问题，而只想关注文学艺术的特殊性。文学艺术，确可以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也可以成为交换的商品，但它之所以成为文学艺术，其质的规定性究竟在哪里？其独特功能、特殊魅力究竟何在？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周折，我深切感到，若要对文艺学、美学作新的建构，不仅需要对过去的理论资料作全面概括，而且必须掌握实践材料，对实践中出现的错综复杂的艺术现象，分析归纳，从而作出新的综合。马克思为研究资本的运动规律，当然研究了前人无数理论资料，但他牢牢抓住资本在实际中的运动，从具体到抽象，又返回具体，从而揭示出整体。对此，我极为折服。抛开了生动活泼的实际，从抽象到抽聚，再到抽象，只能使文艺学、美学如天马行空，不着边际，虚无飘渺，不知所云，也就失却了生命力。目前，我们的文艺学、美学的最大缺憾，不是缺乏理论资料，而是不面对实际，忽视实践材料。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我深切期望我们的文艺学、美学：关注当下现实，研究实践材料，博采中西之长，探索新的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