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进入80年代以后，关于道德、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主题，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这就是人与“天”（自然）的关系，人道与“天”道的关系。 以往文学中谈到道德、谈到人道主义的主题，关注的多是人际关系，如左的路线下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对人的残害、对人的尊严的践踏；但在80年代以后，当谈到人的尊严、谈到对人的尊重、谈到道德、谈到人道主义的时候，除了涉及人际关系，还相当多地涉及到人与“天”的关系；而且这个问题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无可回避。天人关系本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所谓“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当然也有“天人相分”的思想）；但是现在我们所说天人关系中的“天”又有了崭新的含意，即主要指自然环境与生态平衡。那么，本文所谓人与“天”的关系，则主要是指人与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的关系，保护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符合人类的最高利益，因而成为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是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社会主题，也是一个重大道德主题，无疑也是一个重大文学主题。众所周知，近代以来，随着世界各民族先后进入工业社会，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成为一大公害，日益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世界各民族的有识之士，思想家、科学家、作家、诗人，早已作出警示。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由于环境和生态问题越来越尖锐和突出，文学中的一个新品种即描写环保问题的“环境文学”（也有的叫做“公害文学”或“自然写作”）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 环境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绝不仅仅是文学题材的拓展，更根本的，这是“一场巨大的文学思维革命”（张韧），因为虽然环境文学并没有改变“文学是人学”的本性，作为“人学”的环境文学，也仍然应该以人为对象；但是，环境文学是不同于以往的另一种思维方式、另一种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甚至是另一种世界观、自然观、生态观、人生观、美学观，来观察和感受男人和女人，观察和感受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观察和感受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观察和感受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文学是一种文学新思维，而在这种文学新思维背后，是一种更深厚、更广大的社会新思维、哲学新思维、道德新思维、生态新思维（有的理论家预言人类的“生态学时代”将会到来，整个世界将从工业型社会转向生态型社会）。 在当代中国，当还有许许多多人不认识环境污染的严重性，还缺乏最起码的环境意识，特别是环境道德意识的时候，环境文学充当了人民群众环境意识特别是环境道德意识的启蒙者的角色，就如同五四新文学当年充当新民主主义思想意识的启蒙者角色一样。 首先，环境文学家们以热切的人道主义的情怀，用报告、纪实文学、小说、散文、诗歌等形式，大量报道和描写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唤醒人们的良知、保护环境的责任感和环境道德意识。这里有来自《淮河的警告》（1996年第2期《当代》）， 作者陈桂棣历时108天，行程万余里，跑遍淮河上下， 把亲眼所见淮河严重污染的惨象宣示于世并发出警告；这里有“来自塔里木河的报告”，作家在那里向人们的良知和理性诉说：《绿色走廊在呼救》（1992年第2期《绿叶》）；这里有来自甘肃中部以“陇中苦， 甲天下”而著称的定西地区和宁夏西南的西海固干旱地区，因生态破坏而极端贫穷的报告（《西部在移民》，1988年第5期《人民文学》）； 这里有来自东北工业重镇本溪大气污染的报告（《拯救与命运》，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还有作家“为长江母亲代写一份‘万言书’”（《只有一条长江》），人们看到长江“两岸堆积如山的垃圾，疥疤般裸露的荒滩，喷射般奔涌的污水……”；作家还对包括北京在内的全中国的水污染和水危机发出警告（乔迈《中国《水危机》，沙青《北京失去平衡》），以及关于噪声污染（刘一达《声环境——迎接新世纪的挑战》），珍稀野生动物被猎杀（刘大伟、黄朝晖《白天鹅之死》）的报告。还有大兴安岭森林大火、云南珍稀野生动物被猎杀、太湖污染……除了报告、纪实文学，还有很有功力的小说《小酒馆》（阿成）、《消息不宜披露》（张扬）以及非常动情而有哲理性的长诗《款步走出记忆——一首早该结束的挽唱》（李松涛）等等也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作了描写和吟唱。我们人类的家园到处在告急！作家们急切地呼吁：《伐木者，醒来！》（徐刚）那些因愚昧无知而无意识地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人，赶快醒来！那些为了一己的眼前私利而有意识地污染环境或掩盖污染事实的人，赶快停止你们的非人道行径！一切有良知的人们，为了自身和全人类的利益，都应该而且必须负起保护环境的神圣责任！ 环境文学让人们认识到，污染环境不但是自杀而且是杀人，这是最不道德、最不人道的行为。要治理环境污染，需要先治理人心的污染、人性的污染，要同人自身的不道德、同人自身的“恶”作斗争。一位女作家这样写道：“人类一面对地球对自然尽情勒索吃干榨尽，一面又把垃圾废物扔向大地河流海洋。不妨说，人的心态污染才是最大的污染源！没有人心的污染，岂会有生态的污染？拯救人心，改造人性，才是当代人类走出生存困境的最根本出路，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并继续证明，人类最大的敌人，往往正是人类自己——正是人性的‘恶’。这恶，表现在个体身上，是对欲望的贪得无厌，以及公共道德和生态意识的沦丧；表现在群体性上，是国家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恶性膨胀。……一切的个人、民族或国家的利益及冲突，都必须有个‘上限’，都必须无条件服从人与自然的关系，都要通向最高的‘善’——尊重遵循大自然结构，有利于人类地球安全。”（王英琦《愿地球无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