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学科发展，古典诗学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其中在研究方法、研究者的素质以及研究领域等方面，究竟有哪些东西是带有根本意义、富于生命力的传统？这可能也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而且，我本人关心的问题也是诗学问题，所以，根据我个人的理解，打算简要提出这五个传统，并用大家公认的成功经典的代表作品加以印证。是不是合适，欢迎大家提出批评意见。 第一个传统是开荒拓宇的传统。也就是发现新材料和开拓新领域的传统。这是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提出来的。毫无疑问，新材料的发现，这是直接推动一门学科进展的强大因素。如果我举出一个突出的典范，那就是由罗振玉、王重民、任半塘等前辈学者开辟的敦煌歌辞的研究领域。他们在这里发掘了大量材料，提出了新鲜的问题，从无到有地建立了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大大改变了本世纪古典诗词研究的原有格局，这是开荒拓宇的壮举。当然，值得在这里提到的是，章培恒先生主持的《全明诗》编纂，也是一项开荒拓宇的大工程，对中国诗学的学科发展，将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二个传统是从研究方法上提出来的，大家可能都同意研究方法是本世纪焦虑最多、试验最多的问题，焦虑来焦虑去，变来变去，从成功的经验看有不变的东西，在我看来，就是汉宋并重的传统。汉指汉学，即包括文字训诂、校勘、注释、辑佚、目录版本等传统的老家法。在这方面，成果远超前人。如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词话丛编》，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逯钦立先生的《先秦汉魏晋南北诗》，游国恩先生的《楚辞注疏长编》，钱仲联先生主持的《清诗纪事》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汉宋并重中的所谓宋学，我这里指思想义理之学和历史通识之学。诗学研究中所体现的宋学精神，依我个人之见，有两个方向的展开，一是诗哲相通，即诗歌与哲学打通，一是诗史互证，即诗歌与史实印证。本世纪初，诗哲相通的代表人物是王国维和沈曾植。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诗学与哲学打通的成功尝试，开启了后世一大片说不完的领域，而沈曾植却不太受重视。沈曾植当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说法，即诗要通三关说，即所谓元祐、元和、元嘉，后来饶宗颐先生给我解释，元祐是句法层面，元和是情感层面（风调风致），而元嘉是义理层面，也就是到了最后一关，应是诗与玄学的结合，这被沈寐叟视为最高的一个关口。这是一个非常精采的创见。沿着沈寐叟这一路下来的有马一浮先生，也是宋学的路子。宋学的内容除了诗哲相通之外，还有诗史互证相通。诗史互证的代表即大家都熟悉的陈寅恪先生。尤其要指出的是《元白诗笺证稿》、《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这四种论诗的代表作，不仅是汉学老家法如校勘、注释、辑佚、文字训诂的典范，同时也是重思想分析、重历史通识、重文化大义的宋学典范。《元》偏重于制度风俗的通识，《陶》偏重于宗教史、思想史的穿透力，《再》偏重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文化大义，而《柳如是》则融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与诗学为一炉，是一部现代学术经典。所以，古典诗学中汉宋并重的代表人物首推陈寅恪先生。晚清学术的一支重要精神即汉宋兼採，只不过由于时代的原因，只是仅仅停留在主张上面。如果说数千年中国学术传统发展到本世纪的一条宝贵的、可以说是千锤百炼、颠扑不破的经验是汉宋并重，那么，陈寅恪先生的诗学遗产所达到的境界，所代表的传统，的确是非常值得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第三个传统是中西比较的传统。这是从时代特点角度提出的。这个传统在诗学中的代表人物是王国维和钱钟书。当然业师王元化先生也是此一传统中人。钟书先生注重句子层面的比较，元化先生注重理论系统的参照。元化先生近年来更多关注包括中国诗在内的中国文学艺术与西方相区别的特美、特殊性，而反对用比较来吞没中国文艺的特点。这一立场，依我个人之见，是出身中文系而非出身外文系的人都同意，并越来越意识到重要意义的。中西诗学比较的传统是时代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厚赐，陈先生说过抓住时代新潮流和新机会，称之为得预流果，没有抓住和赶上谓之未入流。所以我们珍视这个传统，就是珍惜时代对我们的厚爱。中西诗学比较的天地非常之大，包括佛教与中国诗学的影响比较等，已经大大改变了学科格局，并且依然是推进改变学科格局的潜在强大因素。 第四个传统是学艺兼修的传统。这是从研究者的素质角度提出来的。学指学问学术，艺指创作艺能。学艺双修的传统就是从事研究的人，本身就是会写作诗词的人。有人会批评说：“恶！夫子！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你还提倡写旧体诗词？！”但我只想指出一项事实：第一流的诗学研究者，同时皆是诗人。如王国维、陈寅恪、吴宓、马一浮、朱自清、俞平伯、闻一多、钱钟书、夏承焘、唐圭璋、饶宗颐等都是大家熟悉的诗人兼学者。学问与艺能不仅互不对立，而且两相缘助。马一浮先生在《蠲戏斋诗序》中提出“诗者有史有玄”，史即历史，玄即哲学，这两个根本要素，我们可以在他的诗歌写作中得到印证。比方说，中国批评史中的“兴”，聚讼纷纭夹缠不休，马一浮对诗兴的解释非常精采。他说诗兴应是“人心的甦醒”：“如迷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这是突破几千年陈见的大见识。叶嘉莹先生讲了许多年的“兴发感动”，借助了无数西方理论，最后还是承认马一浮关于诗兴就是“人心的甦醒”最为见本见体，并且根据她自己多年诗词创作的经验，将“诗兴”发挥为“一种生生不已的不死的心灵”。如果没有精湛醇美的诗歌写作，是不可能如此见得深，说得透。同样，陈寅恪关于今典古典的理论，既是他诗学研究的结晶，又是他诗歌写作的法宝。谈中国诗歌的用典的幽深精妙，我敢说没有一个能超过陈寅恪的。这都是创作可以帮助研究的典型范例。今天的现实是，要在年青一辈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中，找出一百个能说诗说得好的人，可能十分容易，可是要发现一个诗说得好，同时又作诗作得好的人，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关心古典文学研究传统的话，与其是担心到了下世纪研究学问的人会不会灭绝，不如担心学艺兼修的传统会真正断绝，因为我们知道前一种担心大概是多余的，而后一种情况再补求就来不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