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跨世纪中国文学的展望，是以世纪末以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语境为背景展开的。把握这一文化语境对新世纪文学的潜在意义及其可能的规定性，尤其是以影响世界现代进程至深的“现代性”概念为参照，在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总体的“现代性”特征及其缺失的基础上，探究20世纪特别是当前中国文学的文化意蕴和艺术与审美趋向，无疑对跨世纪文学发展具有一定的认知价值。 一、“现代性”概念和20世纪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现代性”特征 “现代性”一词在中国的首先使用，据学者考证，源自周作人发表于1918年1月《新青年》9卷1期的文章。 但对“现代性”概念本身的真正系统的思考，在中国思想界则迟至80年代末才开始。〔1 〕“现代性”（Modernity）这一概念，在它的诞生地西方起源甚早，它与现代、现代化、现代主义等流行词汇有明显的词源学和语义学联系。〔2 〕尤其在本世纪下半叶“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激烈的文化论争发生之后，“现代性”作为一种文化标尺，更成为西方学术界的核心术语和概念之一。 在西方理论界，“现代性”通常被认为包括两层涵义，即所谓“现代性的两重性”：一是“社会现代性”，又称“世俗现代性”或“资产阶级现代性”，它表现为和社会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进程相关的占主流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如启蒙主义、工具理性与科技万能观念等等；二是“审美现代性”或“美学现代性”，它以主体性和个体性为内核，对工业主义和资产阶级市侩主义及其观念进行批判，文学上的现代主义是这种富于批判性的美学精神的集中体现。〔3〕在西方， “审美现代性”以其对现代化和“社会现代性”的疏离构成与后者的分裂，从而本质上具有反现代的一面。这是“现代性”自身发展中意义深刻的悖论。 20世纪以至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尽管在现代化进程中历尽曲折，但其对“现代性”与社会现代化的追求始终是一条主线，只不过表现形式与文化特征在各阶段有所侧重。近代至清末，以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为代表，“现代性”的表达通过中西、新旧之争确立其在工具理性与科技主义等方面的“现代性”品格。严复对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观和在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化的合法性的思路的否定，〔4 〕是这一阶段有关“现代性”的最高的思维成果。他创立了以差异性和异质性为基础的中西文化比较模式，把西方的现代化理解为一个具有普遍性和完美的内在逻辑结构的人类文明，从而以中与西、个别与一般的矛盾置换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指出现代化乃中国的必由之路。这与辜鸿铭把“中国人的精神”当作某种区别于“动物性”的“人类性”，〔5 〕构成了有意味的对照。 由新文化运动发端的中国现代文化，在日益高涨的“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主旋律中，以启蒙、理性、主体性等观念为内核，大大丰富了“现代性”的具体的历史内涵和现代化的民族内涵。从“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到20年代科学与玄学论争，到三四十年代的大众化与民族化运动及民族解放运动，“现代性”从不乏冲突的多方面得到新的确认：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倡导的民主与科学，陈序经文化激进主义的“全盘西化论”，国粹派、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国故新知论”，张东荪文化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论”，梁漱溟、张君劢等标举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现代新儒学，毛泽东强调民族化的“新民主主义”……其趋势是由确立个人主体性的“启蒙”，逐渐转向确立民族主体性的“救亡”。〔6〕这是“现代性”在现代中国的逻辑主线。 沿着这一轨迹，随着主权国家的建立和强化，民族主义、工具理性和民粹主义（大众化）成为20世纪中期中国占主流地位的文化意识，成为“现代性”在当代极具中国特色的表现形式。到80年代初，“现代性”以对主体性的重新发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此后，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科技理性和可持续发展观成为“现代性”与现代化运动的核心观念。进入90年代，经济现代化的稳健发展和各种文化热与文化论争的出现，使这一时期“现代性”的突出特征，不仅表现为对20世纪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两大主题即科技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概括，更表现为多元文化景观的渐露端倪。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发展进入其总结时期。 二、“现代性的两重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母题 文学史界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观照和这一总体文学概念的提出，是在80年代中期，它对后来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和各种文化重估思潮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当时倡导者的理论根据是，“对20世纪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来说，许多根本的规定性是一致的。”〔7 〕这种对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一体性的把握，表面看来似乎是文学史界早已有之的“新文学整体观”思想的延续，实际上有其“现代性”根源。它与同一时期的另一本风行一时的著作《走向世界文学》意味相似。该书编者强调现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一体性，认为“人类未来的一体化世界文学时代将是人在审美方式上的个体化时代，将是文学在世界结构上的一体化时代。”〔8〕由此看来，“20 世纪中国文学”和“走向世界文学”这两个重要概念，都是以对一体化和文化普遍性的认同为前提的。此外，前一个概念暗示了“社会现代性”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规定性；后一个概念更进而意识到“审美现代性”的个体性原则。它们既是对中国人百余年来追求“现代性”的总体历程的揭示，又体现了论者本身对“现代性”的相同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