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语言的类型比较研究与历史比较研究几乎有同样悠久的历史。从研究和学科的发展来说，科学的语言类型学研究却远远滞后于其他语言学科，这不仅因为20世纪在历史主义和进化论基础上建立起来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和强大及其长期占据的主流地位，更是因为类型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不能自拔的误区。首先，传统的类型学以与历史比较语言学对立的面貌出现，片面强调语言的共时性和变异性，在类型性质的认识和界定上采取了非历史主义的态度，不能历史地看待语言的类型及其发展；其次，传统的类型学采取了孤立和封闭的研究方式，割断了与语言学其他分类学科如历史分类、地域分类、接触分类、功能分类，特别是语言共性研究等的关系，使语言的类型研究陷入一个局促的境地；再次，盲目追求类型分类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以有限的标准无限地对语言进行分类。事实证明，以所谓独立或离散的结构标准对语言进行统一和整体的分类，是不成功的，长期以来语法中心观所导致的形态类型分类的失败就是明证。现代类型学在宏观上将语言的类型研究与语言的共性研究结合起来，并对共性进行了再认识，承认了共性的普遍性和局限性，正确认识了类型分类的统一性和局域性、共时性和历时性，使语言的类型研究与历史研究联系起来，扩大了类型研究的视角和范围；在微观上深入研究了类型分类的各种参项，并且延伸到语言结构如语音、语法和语义等各个方面，通过这种研究提高了语言类型分类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当然，现代类型学还没有完全摆脱语法中心观和分类参项研究上的原子主义，还没有将类型的分类研究与语言学其他分类学科的研究全面和科学地结合起来，使语言类型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汉藏语言是一群具有独特类型的语言，在亚洲乃至世界语言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类型研究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样本，本文将以汉藏语言为依托，对语言的类型和共性进行一个综合的探讨，以推动语言类型的研究和促进汉藏语言类型学的建立。 二 语言的共性和类型的研究都不是新课题，近些年来对语言共性和类型进行再认识，选择新视角，开拓新领域，不仅因为风行一时的生成语法的语言能力观建立在语言普遍共性的基础之上，更重要的是语言学家要为语言的普遍分类寻找一种新的途径，探求新的方法，摆脱所谓形态类型分类的桎梏，使语言类型学建立在一个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并使语言的其他分类学科能从语言类型的研究中分享到科研的新成果。由于新的类型研究特别是与共性结合起来的类型研究历史短，还属于探索的阶段，对共性和类型的概念、性质、术语、研究的目的、对象和范围、它们与其他语言分类学科的关系等都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因此择要作一个综合的探讨并说明我们的认识、方法和目的，就成为本文的一个重要目标。 共性和类型 语言的共性传统上指语言的普遍特性，指语言所共有的特性，而且专指语言的结构特性，排除了语言的历史共性、功能共性、文化共性等其他共性的泛称涵义。语言的普遍特性首先基于人类具有作为共同物质基础的相同的语言器官；其次，人类具有共同的思维形式和规律，语言作为思维的载体必然受到思维形式和规律共同性的制约；再次，语言又是一个符号系统，要受到符号使用规律的制约。比如，一切语言的语音结构都有辅音和元音的要素，而且清辅音总比浊辅音多；超音段音素中语调是一切语言共同使用的要素；任何语言的语法结构中都使用一定的手段指明特定结构单位的功能意义；任何语言都有表示“主题”和“述题”两部分的结构形式，以表达已知信息和新信息；作为语义载体的各级语言结构单位在语流中既承载基本意义或理性意义，同时承载附加意义、应用意义和功能意义，等等。这是狭义的共性，与类型和分类无关，研究的目的是探求人类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和结构的性质和基本属性、语言符号与其他信息符号的关系和差异、人类思维形式化或语言化的过程、手段和规律等，这最后一点更是以生成语言观研究共性的主要目的。新的类型研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语言的共性，即限制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的范围，从全部语言变为部分语言，承认局域共性，也就是部分语言所共有的特性。共性本身就是一种类型，类型区分的依据则是共性。从研究的目的来说，普遍共性强调语言的同一性，而局域共性则重视共性的限度，强调语言的差异性，正是这一点使语言的共性研究与语言的分类和类型研究结合起来。普遍共性与局域共性并不对立，而是层级的关系，局域共性的研究是普遍共性研究的基础，普遍共性应从局域共性中升华而来；局域共性是普遍共性的分解，应在普遍共性研究成果的指导下进行。局域共性的研究及其成果的意义和价值已远远超出语言类型学的范围，它对语言其他分类的学科，如历史分类、地理分类、功能分类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普遍性和局域性 指共性和类型的范围，即从全部语言还是局部语言中概括共性，对全部语言还是局部语言进行分类。普遍性指共性和类型研究在理论上以人类全部语言为对象，是对语言的一种统一性分类。如传统上按形态将语言分为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综合语等，后来萨丕尔(E.Sapir)提出概念类型、结构技术和综合程度3个综合性的标准，将语言分成简单纯关系的、复杂纯关系、简单混合关系的和复杂混合关系的4类，打破了传统的四分法。葛林伯格(J.H.Greenberg)（注：Joseph H.Greenberg,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the morphological typology of languag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26,1960.）改进了萨丕尔的分类标准，提出5类10指数，并加以量化，还是将语言分为分析、综合、粘着和多式综合等类。尽管标准、方法不同，却依然都是根据单一参项，研究普遍共性和进行统一分类。对语言进行整体和统一的分类研究是不太成功的，首先，我们迄今所掌握的语言数量有限，无法确定今天所掌握的语言包括了一切语言结构形式，整体和统一的分类在理论上不够严密，在实践上无法控制反例；其次，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较难确定可变和不可变特性以及变化和非变化特性，处理的语言越多难度越大；再次，语言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同语言所映射出来的结构共性或类型常常是一个连续体，加上语言的接触和影响，共性常常具有交叉性，处理的语言数量越大越难把握。因此，对语言的整体或统一分类的研究，或者失之抽象，无法验证，如生成观点的形式共性研究；或者信息量小，比如语言分为有声调语言和无声调语言，缺乏认知和科学的价值；或者遇到大量的反例和连续现象，如语言的形态类型分类，失去科学性。局域性指共性和类型的研究限定范围，以一定的语言为对象，是对语言的一种离散性的分类。比如汉藏语言、印欧语言、阿尔泰语言等不同语言类型，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类型等。根据局域共性对语言进行分类，将共性研究与类型和分类研究结合起来，也是将结构共性的类型分类研究与其他语言学分类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成为一种跨类的综合分类研究，不仅拓宽了类型学研究的领域，而且能加强、促进和配合其他语言分类学科的研究。比如语言历史分类上的难题可以通过类型研究来协助解决，局域性的类型研究可以借助历史分类的成果选择范围和参项。汉藏语言系属分类上存在的问题较多，更需要借助于类型的研究。当然，历史分类和类型分类不是同一种分类，不能替代，比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