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果然”非状字，为静字 从上表看，除C、I、M几项属于马氏划类不当姑且不论外， 现在一般认为属于词类活用的只有D、E、F、G这四项，是他类词活用作动词的；另有A、B两项，现在一般认为是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至于名词、代词、动词作修饰语的J、K、L三项， 现在一般人并不认为是词类转变。呈现这种错综复杂情况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讨。 此外，词类的二分法，第一次如何分，也不是没有问题。《文通》是分成实字、虚字两大类，被不少学者赞为“首创”并沿用至今。吕先生在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后说：“看来在‘虚’、‘实’二字上琢磨，不会有明确的结论；虚、实二类的分别，实用意义也不很大。倒是可列举的词类（又叫封闭的类）和不能列举的词类（又叫开放的类）的分别，它的用处还大些。”（注：见《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关于各家对实词、虚词的划分，参看拙著《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5·9·3〕节。）这种第一层先分为封闭与不封闭两大类的主张，倒与某些西方语法的分法相吻合。足见模仿未见得不好，只要它对路。 还有主语、宾语问题，虽不少看法渐趋统一，但远没有解决。先说主语。问题的焦点是话题是主语，还是施事者是主语。《文通》在这个问题上时此时彼。他有时说“言其行所自发者曰起词”（247 ）或“动静之情……所从发者，起词也”（636），这是指施事者； 有时又说“凡以言所为语之事物者，曰起词”（56），这是指话题。在实际分析上，也时有矛盾。如“王者莫高于周文”。马氏不把“王者”这个话题看作起词（主语），而是解作“在王者之中”，从而看作偏次。而对“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马氏却说：“‘夫颛臾’三字冒起，一若起词者然。”似乎是以话题为主语的。宾语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受事为宾语呢，还是动词后面的体词性成分为宾语？《文通》徘徊于两者之间。有时说“凡名、代之字，后乎外动而为其行所及者，曰止词”，这是指受事；有时又说“语词而为外动字者，则止词后焉”，这又像是把动词后体词性成分看作宾语的。在实际分析上，马氏也常陷于矛盾中。“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马氏说“所……者”为“有”的止词，并说此句无起词，可见是把受事作宾语的。但对“君三泣臣矣”，认为“泣”是内动用作外动，并说“臣”是止词。其实“泣臣”是“为臣泣”之义，“臣”并非受事。至于他说“逃王”（使王逃）的“王”是“逃”的止词，就离“受事为止词”的主张更远了。马氏在主、宾语观点上的矛盾，在分析某些句子时会出现尖锐的对立。“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如照话题为主语来分析，“圣人”应为主语，但马氏却说它是前置的止词（宾语）。 总之，需要研讨和解决的问题还很多。上文所述80年代以后《文通》研究涉及的一些问题，都还有待深入。《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所谈问题，给《文通》研究和整个汉语语法研究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和具体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