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根元先生主持的《语言哲学对话》就要付梓了，要我在书的前面写点意见——对语言研究的意见，对这本新书的意见。我先是婉言推辞，继而又接受了这个任务。推辞，是因为我于语言学理论，包括应用语言学理论，没有作过深入的思考，更谈不上研究；在我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四年多里，我从根元先生和这本对话的参与者那里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我只有拜读的份儿，哪有在书端写些什么的资格？后来又改变初衷，是因为我是这本书的第一批读者：早在“对话”断断续续进行时，他们每谈一次整理打印出来后，根元先生都送给我，我也就断断续续地拜读了。我想，作为最早读了这本书的语言工作者，理应把自己阅读的角度、感觉、收获写出来，供更多的读者参考，或许可以引出不同的意见，那么这也是一种交流研讨，获益的将不止是作者和我自己。另外，根元先生他们把这里所说的“语言哲学”定义为“大致上指的是关于语言学的又超于语言学的有哲学意味的大的理论问题”，这也让我胆子大了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哲学意味”就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而读书人思考问题时总会有点“形而上”的味道，我也不能例外，所以即使哲学修养不足，也不妨插几句嘴；“超于语言学”也给了我以鼓励：说走了嘴，离一点题，也不为错。 对中国的语言研究，长期以来我的确也有过一些想法。我正是带着这些想法读这本书的。为了说清楚我对这部书的观感，最好先把我的一点思考复述一下。 一点是，千百年来，中国的语言研究，缺乏理性的思维和理论的建设。我在《关于训诂学方法的思考》一文中说过这样的话： 大约从乾嘉时代起，语言学家们几乎忘了哲学，重实证而轻思辨，重感性而轻理性，不善于把实际已经普遍使用的科学方法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用认识论去阐释和论证这些方法。我国古代人文科学的混沌状态使得先秦的许多思想家也兼为文献学家、语言学家；从汉至唐，许多语言学家也兼通哲学；这一传统随着宋明理学的衰灭而中止了。清初大儒顾炎武等人把有明之亡归咎于明学的空疏，于是提出经世致用的口号，由他们倡导和创建的考据学派及其学风直接哺育了乾嘉一代学术。而到了乾嘉，由于学术发展所造成的分工，更由于对哲学的偏见，竟视小学与哲学为对立物，表现出来的就是汉宋之争（虽然汉学并不等于小学，宋学也不等于哲学），其结果是两败俱伤。当时只有一个戴震，二者皆精，因而在治小学的方法方面建树也多，只可惜和者盖寡，连他的学生们如段玉裁、王念孙，也没有学到这一手，因而只能承其一体，在局部上发挥发展。这一时期所形成的传统，影响是巨大的。直到今天，语言学界，特别是训诂学界，偏重考据忽视理论的倾向犹在，懂得哲学，能够沟通哲学与语言学的人很少。这恐怕是我们的语言学难以产生新思想新方法的一个重要内因。 后来，在我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主管出版社期间，我“利用职务之便”，从一个权威出版社手里接过奥格登、洪堡特、库珀、莱昂斯等人的四部语言哲学著作的译稿，意在帮助学术界借石攻玉。应责任编辑之请，我给这四部译著定名为《“语言与文化”译丛》，并写了一篇序。为了写序，我努力克服知识的不足，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把四部书“啃”了一遍，仍然没有完全掌握其中的内容，但是于我却有一个最大的收获：更坚定了上面引文所表达的观点，因而又有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可以认为这套书也是哲学著作。对语言和语言学的重大问题进行哲学的思辨，是这套书的又一特点。例如“意义”，这是我们训诂学、词汇学论著中的常用词，你这样用，我那样用，你说古人理论性不强，他说你的理论有漏洞，实际上呢，从精细的角度去看，原来大家对什么是“意义”都还没有深究。深究不一定就能得出所有人都信服的绝对真理式的答案，西方学者对“意义”的解释就有二三十种之多，就是证明；但是有了精密深入的考察，起码论述者自己总算有了一块比较牢固的立足之处，这套书中关于“意义”的讨论就是这种情况的具体例证。从这个意义上讲，似乎可以说，我们的哲学家们对语言的关心太少了，而我们的语言学家对哲学的了解就更为可怜。 语言学是实证性的学科。在对语言进行逐步深入的了解的过程中，先用归纳的方法从大量的语言材料中总结出规律，据此把语言的现状描写清楚，进而对比和联系同语系的和不同语系的语言，加深对语言来龙去脉和共性个性的了解，都是必然的，必须的。贯穿在这整个研究过程中的，是随着对语言认识的进步不断发展和改进研究语言的方法。方法，现在人们一般按照三个层次讨论：学科的特有方法、一般的研究方法、上升到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相互勾连、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这就是说，实证的语言科学，研究到一定阶段，就会有，也应该有哲学的思辨，并以思辨的结果指导另两个层次方法的改进。科学发展的历史，究其实质，就是研究方法的演进史。 我国的语言学源远流长。古代的经学家、训诂学家对于语言的诠释描写和寻根溯源，有着丰富的成果和经验。由于文化背景、学术传统的特性，我国的古代的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一样，一向具有重实用、重情景的人文性特点。这样的学术风格和道路，一方面大大促进了文献学的发展，使文化的传承牢固而明晰，另一方面也造成忽略理性思维、缺乏宏观分析的不足。 在中国的语言学史上，也曾闪现过哲理的光辉，可惜大多短暂。先秦时代，孔、孟、荀等人有关语言的论述即带有很丰富的哲学意味，老、庄在语言的运用中时时折射出对语言深层思考的机智，而墨子则把语言、词义和逻辑紧紧联结起来，其纯理性思维的高度甚至令今人叹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