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汇（兼及词义）方面，王德春《词汇学研究》（文集，山东教育，1983）由12个单篇组成，内容涉及词汇学和语义学两个领域，分别探讨词、熟语、语义和词典四个方面的问题。刘叔新《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文集，天津人民，1984）收《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划分》《词的形象色彩及其功能》《词语的意义和释义》等文；程曾厚《计量词汇学及其他》（文集，江苏教育，1987）。刘叔新《语义学和词汇学新探》（文集，天津人民，1993）收《语义学的对象问题》《论词语的意味》《词语意义间的依赖关系》《复合词结构的词汇属性》等文。由于70～80年代我国语言学者多人参加了大中型辞书的编纂工作，词典学的研究受到空前重视。除几种译著外，自编专著有：胡明扬等《词典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1982），继而有《辞书研究》编辑部《词典和词典编纂的学问》（文集，上海辞书，1985），黄建华《词典论》（上海辞书，1987），李开《现代词典学教程》（南京大学，1990）。这些著作中有不少中国新辞书编纂工作的经验总结。 语法方面的专著有：徐思益《描写语法学初探》（新疆人民，1981），从对语言的整体认识说到语法，既讲“语言的形式和内容”“语言符号系统”“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又讲“描写语法学的基本方法”“词和词类的划分问题”“句子结构”。胡壮麟、朱永生、张德录《系统功能语法概论》（湖南教育，1989），是对韩礼德学说的阐述。主要介绍系统语法和功能语法的理论，也讲它的应用，并有专章对它与其他语法流派进行比较。同类性质的书还有程琪龙《系统功能语法导论》（汕头大学，1994）。 语言的模糊性研究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热点。伍铁平的论文《模糊语言初探》（《外国语》1979:4）拉开了研究的序幕。接着他又发表了《模糊语言再探》（《外国语》1980:5）《论模糊理论的诞生及其研究对象与正名问题》（《语文现代化》1984:2）《论语言中精确和模糊的相互转化》（《百科知识》1984:12）等系列论文，到1993年达35篇。苗东升《模糊学导引》（中国人民大学，1987）是模糊学的一般理论，但着重探讨了语言的模糊性问题。孙连仲、高炜《模糊语言学》（陕西人民，1990），讲了模糊语言学的缘起、特点，模糊语言的描述方法，语言变量的语法规则，语言值的模糊数据等。不少学者著文探讨了修辞中的模糊性，蒋有经出了专著《模糊修辞浅说》（光明日报，1991）。各地学者相继撰文发表研究心得。学者们主要就三个问题展开了讨论：第一，何谓模糊，即模糊的本质问题；第二，语言模糊性的根源何在；第三，语言模糊性的计量问题。 歧义问题是人们关注的又一热点。朱德熙《汉语句法中的歧义现象》（《中国语文》1980:2），探讨了有关歧义的一些原则问题：歧义的性质、原因以及分化歧义的某些困难；文中还第一次提出句法歧义的个别实例总是代表一定歧义格式的见解。吕叔湘《歧义类例》（《中国语文》1984:5；收入《吕叔湘文集》第三卷（商务，1992）时改题《歧义的形成和消除》）指出形成歧义有“结构切分不同”“结构关系不同”“多义成分”等多种原因，消除歧义有“语音”“上文”“下文”“环境”“情理”等五种手段。石安石《说歧义》（《中国语言学报》第三期，商务）辨析了歧义的本质、歧义的“同形”、歧义的类型、歧义格式等问题。徐思益《在一定语境中产生的歧义现象》（《中国语文》1985:5），探讨了不同于一般学者所理解的语境中的“歧义”现象。响应徐文的有王建华《论语境歧义》（《中国语文》1987:1）。系统分析现代汉语中的歧义现象的专著有吴英才、李裕德《现代汉语的歧义》（宁夏人民，1983）和文炼、允贻《歧义问题》（黑龙江人民，1985）。 伍铁平《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论语言与语言学的重要性》（北京语言学院，1994）收入论述此专题的论文和译著。王德春《语言学通论》（江苏教育，1990）是一部全面论述语言问题的大书。该书是作者多年科研工作成果的汇集，“在兼顾传统语言学同时，反映了现代语言学的若干新信息，涉及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各个领域”（《前言》）；此书从语音学中分出了音位学，从词汇学中分出了熟语学。陈平《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重庆，1991）收10篇文章，一半是介绍西方现代语言学及其流派的，“能够做到融会贯通”；一半是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和英语的，“也能从新的视觉出发，使读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吕叔湘《序》）。孙维张主编《语言散论》（吉林教育，1994）也是一部大书，努力用文学笔调谈心式地系统介绍了语言学知识。 关于语言研究方法的专著有梁锦祥《语言学研究的通用方法》（广东科技，1985）和方经民《现代语言学方法论》（河南人民，1993），后者声明不谈历时的和宏观的研究方法，概述一般原则之后，分别介绍语音、语义、语法和语用的研究方法以及跨语言的研究方法。 从以上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我国的普通语言学工作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首先是译介工作加大了广度和速度。它不仅给中国语言学以启发和借鉴，而且“可以拿来跟本国语言的研究成果比较……不知彼很难真正知己”（吕叔湘，1980）。其次，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大，而且成果频出。更可喜的是新的一代正在成长。可以说有了一个好的势头。任重而道远，问题还不少。就对国外语言学的学习、借鉴来说，“搜集采购之功多，提炼转化之功少”（王宗炎，转引自王福祥、刘润清，1996）。而国内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提出的不少新现象新问题，还远没有作出相应的理论总结。普通语言学界的学术交流也少得可怜，全国性的专门的学术讨论会屈指可数，曾经造过一点声势的两市一省（北京、上海和广东）的“理论语言学学术讨论会”1982-1987年间先后在三地各开了一次就偃旗息鼓。论文和专著数量可谓不少，但经得起推敲的精品不多；重复的多，独创的少；概论性的多，提高性的少。有的只是东拼西凑或炒冷饭的急就章；有的内容单薄却故弄玄虚，让同行人都望而生畏；有的借用国外著作的框架和观点，简单地换上中国语言的例子。更有甚者，有的成篇成段地引用他人（国内或国外）的著作而不加任何说明；一些人轻视基础理论的学习，不愿付出艰苦的劳动，不做扎扎实实的研究，却急于“发明”什么原理，“开创”什么新学科。这些做法对我国语言学的发展自然是有害无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