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普通语言学，从本世纪20年代到现在可分为三个时期：2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为启蒙时期，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为起步时期，70年代后期至今为进展时期。限于资料，本文所述只限我国大陆的情况。涉及的书刊到1996年底为止。 一、启蒙时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开始有了普通语言学专著。先后有：(1)乐嗣炳《语言学大意》（中华书局，以下简称“中华”，1923，以下“××出版社”均省去“出版社”），(2)王古鲁《言语学通论》（世界书局，1930），(3)沈步洲《言语学概论》（商务，1931），(4)张世禄《语言学原理》（商务，1931），(5)张世禄《语言学概论》（中华，1934），(6)张世禄、蓝文海译福尔《语言学通论》（商务，1937）。由于受日语的影响，有的著述以“言语”代“语言”，以“言语学”代“语言学”；那时还不讲“语言”和“言语”的分别。 早在10年代初，章炳麟弟子、留日归国的胡以鲁出了一部《国语学草创》（商务，1912）。此书“介绍了不少普通语言学的知识”（王力，1981；凡只注作者和年代的引文，见文末所列参考文献），为同时期各种语言学著作提及和引用。但它毕竟是一部讲汉语的理论著作，是一部“汉语概论”，而不是普通语言学专著。胡氏曾在北京大学讲授过语言学，写了一部《言语学讲义》，只在内部流传，未及出版，今天见不到了。 我国第一部普通语言学著作当推乐嗣炳(1901～1984)的《语言学大意》。它是乐氏在国语专修学校所写的讲义，由上海中华书局作为“中等学校适用”的“国语讲义第九种”于1923年出版。作者说：“现在坊间还没有出过一本专门讲语言学底汉文书。”“跟世界语言学家互相提携，这是语言学界最所希望、所欣幸的一件事了。”（《例言》）该书小32开本，字大行疏，不到50页，估计不过两万来字，但讲的问题不少。虽都只是蜻蜓点水，却能抓住要领。此书很受欢迎，到1929年就出了第三版。 王古鲁《语言学通论》是世界书局《文化科学丛书》之一种。《例言》称“本书纯以简明得当之日本安藤正次著《言语学概论》为根据”，有所增删；关于“国语国音”，多据胡以鲁《国语学草创》、黎锦熙《国语学讲义》和高元《国音学》。该书并不是一部简单的译著，它经过一番加工，使之适合一般中国读者；内容较乐著丰富，不过对语言内部组成只着重介绍语音原理，其他从略。 在普通语言学知识的启蒙上，较有影响的当推北沈南张的两部著作。 《言语学概论》作者沈步洲是留英归国的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教授。他接替了英年早逝(1916?)的胡以鲁的课程，后又在高等师范学校、国语传习所、女子师范学校等校多次讲授语言学。书是整理后的讲稿。多参考德国语言学家玛克斯·米勒（今多译马克斯·缪勒）和丹麦语言学家耶斯柏孙（今译叶斯柏森）。 差不多同时，商务又出了在上海暨南大学执教的张世禄的《语言学原理》。作者自称，本书编制取材，大部分根据美国布龙菲尔德早期的著作《语言研究导论》。 张世禄较有分量的语言学著作是他稍后应中华书局之约，把他在暨南大学讲授语言学课程的讲稿整理而成的《语言学概论》。此书作为《中华百科丛书》之一种出版。 沈张两部《概论》比较，后出的张著视野更宽，内容更为充实。作为一部教科书，尤具特色。此书不但通俗易懂，而且眉目清楚：章内分节，节内又立若干小标题；凡所引用，一概注明来源。每章末都附有供复习用的“问题”和“参考书”目录。书末有“中文名词索引”和“西文名词索引”。这样，极有利于语言学知识的普及。书中所用若干基本的语言学术语，如“元音”“音素”“国际音标”“语法的范畴”“形态学”以及语音的“同化”“异化”和语义的“缩小”“转移”等今天仍然通用。 这一时期，还有分科性专著出版。这限于语音学和语义学两个部门。 语音学方面，主持北京大学语音乐律实验室并出版过实验语音学名著《四声实验录》的主复，译出了法国保尔巴西《比较语音学概要》（商务，1930），赵元任在序言中称，就中国人学英德法等外语来说，这“是实际上非常合用的书”，它也是“现代一部绝好的语音学概论”。国内学者自编的有张世禄《语音学纲要》（开明，1934）和岑麟祥《语音学概论》（中华，1939）。两书都讲到现代语音学的目的和方法，语音构成的原理，都以国际音标为工具对辅音和元音诸音素逐一进行了分析，还讲了音素的拼合及其在语流中的变化。后出几年的岑书在讲发音原理时，除讲了生理和物理两方面外，还强调了心理因素，并列专章介绍了当时人们还很不熟悉的记音符号——国际音标。此书还专辟“历史语音学”一编。岑书自称，主要参考了法国卢兑《普通语音学基本原理》和格拉蒙《语音学通论》两书。国内材料则主要依据钱玄同《文字学音篇》（《弁言》）。岑书20年后出增订本（科学，1959），改动较大，加了音位学知识的介绍。增订“特别着重于实用方面，不作过多的理论上的陈述”（《序》）。附录中有很有实用价值的汉俄英法德语音术语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