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所以”，首先要明确如何区分先秦时期的介词结构的“所以”与后来的连词“所以”。王力先生的标准是：“（一）它放在句首；（二）句末没有‘也’。（注：王力《汉语史稿》中册402页。） ”甘子钦先生在《连词“所以”产生的时代与条件》一文中也说：“首先要看它是否用于表‘果’的主谓分句的前面，同时还要看它在句中是否具有‘因此’的意义关系，否则便将介词结构‘所以’误看作因果连词‘所以’了”。他们的观点实际是一致的。可惜的是甘先生的文章太短，似乎没把问题说清楚。因此，笔者将王、甘二人的标准结合起来，对几部古籍中含有“所以”的例句仔细考察从而看出“所以”这个连词的发展轨迹。 我所考察的古籍是以下六种：（一）《世说新语》、（二）《颜氏家训》、（三）《敦煌变文集》、（四）《唐人小说》、（五）《丰干寒山拾得诗集》、（六）《祖堂集》。 一、《世说新语》中的“所以” 《世说新语》是一部很值得重视的古籍。 作者刘义庆（ 公元403—440年）生活于公元五世纪前半叶，属于东晋末年至南朝初年。所以对东晋清谈家的言行了解颇多，记载颇详。全书基本上仍应属于文言体系，但为了记述的准确生动，又有意识地大量直接录入了当时人的口语。因而这部书实际是文言与口语的混合体。我们恰能从中窥见当时的口语与文言间的某些差别。这个时期，一方面，从先秦继承而来的文言继续在发挥作用，特别是在书面语言中；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民族的融合、东晋士大夫的大批南迁，都促使口语逐渐与文言脱节。 据本人逐句统计，全书共出现“所以”31次，有22次可确定仍属于介词结构。如： （1）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德行） （2）此丞相乃所以为巧。（言语） （3）乐乃述己所以为让。（文学） （4）朕今所以承大业，为谁之议？（方正） （5）此蔺相如所以下廉颇也。（识鉴） 有3处的“所以”可确定为属于表因果关系的连词，即： （1）桓玄既篡位，御床微陷，群臣失色。 侍中殷仲文进曰：“当由圣德渊重，厚地所以不能载。”时人善之。（言语） 杨伯峻、何乐士先生所著《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中即举此例以为连词的证明。 （2）人有问殷中军：“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将得财而梦矢秽？”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本是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时人以为名通。（文学）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些例句似乎可以作“两可”分析的， 即以下6例： （1）锺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毓拜而饮， 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言语） 我们既可以理解为“（因为）偷本非礼，所以不拜”，又可以理解为“偷本非礼”，这就是不拜的原因。按照前者，“所以”是连词；按照后者，则仍为介词结构。不过似以视作表因果关系的连词更妥贴，因为这句话既在“句首”，又是用来回答“不拜”的原因。 《中国语文》1982年第2期“编者附记”也举此句为例， 认为“似乎两种解释都适用”。 （2）中朝有人儿，父病，行乞药。主人问病，曰：“患疟也。 ”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疟？”答曰：“来病君子，所以为疟耳。”（言语） 刘孝标指出：“俗传行疟鬼小，多不病巨人。”可现在这位“明德君子”也“病疟”了，于是主人对来买药的小孩开玩笑，问他父亲为什么会得这病。这个聪明的孩子利用“疟、虐”同音的关系，指出因为它能肆虐于君子（让君子也得病）所以才称之为“疟”。按照这样理解，则此“所以”为连词；如理解为“这就是称它为疟的原因”，则仍为介词结构。 以下4例也均可作如此两可分析： （3）太极殿始成，王子敬时为谢公长史，谢送版使王题之， （王）语信云：“可掷著门外。”谢后见王，曰：“题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韦诞诸人亦自为也。”王曰：“魏祚所以不长。”谢以为名言。（方正） （4）孙休好射雉，至其时，则晨去夕反。 群臣莫不止谏：“此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虽为小物，耿介过人，朕所以好之。”（规箴） （5）王公与朝士共饮酒，举琉璃碗谓伯仁曰：“此碗殊空， 谓之宝器，何邪？”答曰：“此碗英英，诚为清澈，所以为宝耳。”（排调） （6）刘琨……拙於抚御。一日虽有数千人归投，其逃散而去， 亦复如此，所以卒无所建。（尤悔） 我们知道，先秦介词结构“所以”有表示动作的原因目的或方式方法两种用法，但对以上6个句子，如果按照介词结构来分析的话， 则全都只能理解为解释原因的这种用法：“不拜的原因”、“称为疟的原因”等等。而在这些句子的前面，都出现了作出这个结论的理由。正因为理由在前，结论在后，故尔形成因果分句，解为：“因为……，所以……”。于是“所以”就变成连词了。 还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所以”句全部都是出现在对话句中。这绝非偶然的现象，它是下文将进一步证明的“所以”作为连词首先是在白话中出现的这一结论的又一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