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的历史失语症与跨世纪的文化整合

      本文对澳门语言文化的历史状况提供一些尚未被本地学者吸收消化的脚注资料，期望藉此引起决策阶层对澳门历史失语症的警觉。

      澳门的历史失语症是文化整合的负量现象。但倘把澳门跨世纪的文化整合只看作是一种区域性边缘文化的偶然现象，那真是小题大作了。澳门的文化整合却具有真正近代史意义和世界全景色彩的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宏观视野（注：详见黄晓峰：《澳门的文化视野：世界与中国》（参加1991年7月北京大学东方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 这个课题在目前显得太迫切了。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各民族文化的传承载体，且构成各民族文化的基础和精华。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认为，无论从哪方面考察，文化都离不开语言。萨丕尔也认为：“语言象文化一样，很少自给自足的。”（注：引自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不仅语言对文化变异有很大影响，文化对语言形式亦产生很大影响。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显现为互为镜像折射的映照关系。因此，布龙菲尔德认为各族语言是取长补短的。（注：布龙菲尔德：《语言》。）人类文明发展史可以被描述为一部各民族各社团交际接触以及各种文化碰撞交流的历史。社会语言学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其特点是通过种族、语言、文化三个纲目来研究人的社会存在形态，“高度重视语言变异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尤其注意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变异”（注：申小龙：《中国古代思维之语言表象》（见《中国文化论》一书，百家出版社1991）。）。现代语言学理论值得研究澳门文化的学者借鉴。

      看来，讨论澳门过渡时期的语言发展路向并非只是一个“官方语言”的确认问题，而是有必要把准备在澳门未来付诸施行的“语言政策”放进澳门文化的整个发展路向来加以考虑。令人不无遗憾的是，至今仍然相当缺乏对澳门进行跨文化的语言研究和跨语言的文化研究。仅就语言对文化变异的作用而言，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毋疑“将会促进文化人类学、社会文化学、民俗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学科的繁荣”（注：布龙菲尔德：《语言》。）。语言形成史与多语发展史表明，文化因素的作用远远超过任何政治因素。倘对澳门过渡期的语言政策单从政治因素方面考虑，恐怕会造成因小失大的历史性失误；因为跨世纪整合的澳门文化无疑是中华文化圈最具开放型因子的精采部分，它同时也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一份珍宝。

      在这个时候，对澳门历史失语症的追溯和描述并非没有现实价值。澳门社会的“失语症”可分三种症侯群：第一种表现为言语表达困难，含糊其辞（注：指Brocas aphasia（布洛卡失语症）。）；第二种则滔滔不绝，但言之无物（注：指Werniches aphasia（ 维尔尼克失语症）。）；第三种是永远听不懂别人说什么，只认识官话之类的书面语（注： 指 Word deafness（词变症）。）。 以上三种“失语症”往往不同程度地糅合为三位一体的综合症侯群现象。无论澳门的官方文牍、议员辩论或新闻传媒、民间舆论等形形色色的对话方式上随时都有不同程度的异常表现，其中有一部分表现为语义转换的先天性困惑，一部分表现为遗传性的语言功能障碍，一部分表现为言不及义的表达机制扰乱。上述情况甚至严重到即使使用同一语种的不同社团之间亦存在明显差异，语言障碍和文化鸿沟几乎成为澳门文化的一种特产。由于澳门多种语言的习得行为方式具有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而形成种种差异；又由于生存空间的限制作用，一方面出现异质涵化现象，另一方面出现同质异化现象。这种逆向转化的变异现象不单出现在中西（汉语和葡语）两大语种上，作为两种母语各自的子系统之间也出现文化变异。恩伯尔的观点认为，基于“地理隔离”（geographical separation）标准， 应把那些不居住在一起但说同一种语言的民族描述为不同文化。因此探讨澳门历史失语症起码的两大课题，一个就是土生葡萄牙人的失语症现象，另一个是蛋（）家一族的失语症现象。它们都是澳门文化整合的生动例证。

      解决1999年澳门治权移交问题表面上似乎只是中葡双方政府之间的事情，实际上这是一个长期纠合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如果中葡双方考虑从文化融合的角度对待未来的澳门发展路向求得共识，澳门问题就有可能采取一种认同人类文化价值的对话方式，对双方更有益和更有建设性，亦可望由此逾越历史失语症造成的种种障碍。我们不妨先看葡国对待未来澳门的“文化政策”是怎么回事儿。“一厢情愿”并不合时宜，但“两厢情愿”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葡萄牙官方“文化政策”的“宗旨”是在欧洲“友好国家”面前“体现葡国作用，体现它的语言、它的文化和它作为欧洲一个现代国家的特点”。并且认为“葡国在这地区的发展，包括我们的事业在澳门的永久存在，在很大程度有赖于澳门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等等（注：引自1987年6月9日葡萄牙共和国总统苏亚雷斯在里斯本贝宁宫举行的澳门总督文礼治就职典礼上的讲话。）。如果只是从里斯本制定的针对澳门的“文化政策”去判断澳门文化的发展路向，“澳门文化”可能只被看作葡萄牙文化在远东的一种存在方式。其实，在远离里斯本的澳门，同样是在葡萄牙人管治下的澳门行政当局针对澳门自身的“文化政策”就有颇为不同的表达方式。1987年主管澳门文化事务的澳门文化学会主席曾作出相当“澳门化”的表述：

      澳门不是一个文化单一的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诺尊重其文化自主权自然是要维护历史遗产，使受到中葡两国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复合文化得到发展。

      由于几乎不存在有关澳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人文科学和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因此也不存在有关澳门人口的研究资料，包括澳门人口的现状，不同文化之间的影响以及各自的变迁。

      澳门具有绝无仅有的研究条件，却直到如今不鼓励专家学者从事不同文明史的比较以及相互之间关系的研究。

      澳门的“土生社会”是葡中共有的最丰富的文化遗产，然而，对它的研究微乎其微。

      所以，我们面临三个重大的课题，对于它们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澳门作为东西方接触和相互影响之地的重要性。我们必须从头摒弃一种不正确的态度，即把澳门看作葡国文化区，或者是长在中国文明身上的一块古怪的息肉。

      这种看法有可能为带殖民性的和反殖民的激进的政治服务，而且忽视和贬低了澳门在四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文化现象。

      联合声明所提出的澳门过渡时期的政治制度与葡国人到达澳门直至费雷拉·阿马拉尔（Ferreira do Amaral）政府之前的制度相仿：政治权力集中在中国当局手上，由他们颁布涉及澳门利益的规章制度，包括葡国人的利益在内。这个阶段在澳门历史上占了三分之一的时间，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文化角度来看，是最丰富的鼎盛时期。正是在这段历史时期，耶稣会在澳门创立了远东第一所大学，成为在中国宣传西方文化的中心和西方宣传中国文化的传播站，澳门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重新恢复最古老、丰富和持久的传统，为澳门文化复兴创造客观条件。（注：彭慕治：《联合声明与澳门文化复兴》（见澳门《文化杂志》第 2期，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