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亦字伯隅，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活动年代在清末民初。清末曾任学部图书馆编译等，民国后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论著中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原名为《宋元戏曲史》）中有一部分内容论及修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境界”说中的修辞论 王国维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的核心理论是“境界”说（有时又称“意境”说）。内中有一些角度亦涉及修辞。 作者1908年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了《人间词话》（1910年删定为一卷），曾论及衡量古今大家著作的标准：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观《人间词话》第五六，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19页，1960年版） 到了1913年的《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一节中又把这段论述发展为“意境”的定义： 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 自从盛唐王昌龄提出“物有三境”，即物境、情境、意境的概念后，历代对此均有不同的论述，中唐皎然在《诗式》中称为“境”，晚唐司空图在《诗品》中称为“意象”，宋代李涂在《文章精义》中称为“境界”，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称为“兴象”，清代王士祯在《带经堂诗话》中称为“神韵”，说法不同，都同“意境”、“境界”说相关、相通，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学者，从不同侧面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王国维的认识出于前人，而又有自己的特点。他所下的定义由三句话组成：“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这里，王国维引人注目地强调了两层意思。 （一）强调情景交融。他在《人间词话》中一再指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认为仅仅写景而缺乏真情实感，则作品的高境界还不可能显示出来；只有充分抒发出“喜怒哀乐”之情，才能感动读听者。正因为如此，王氏在《人间词话》中概括出的“一切景语，皆情语”的名言，即是这一思路的自然归结，也充分说明了景与情不是并列的关系，写景要为抒情服务，才能做到王氏所提倡的“不隔”。他认为如果像南宋的姜夔那样，尽管词中有“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等艳词丽句，但读者仍旧感到“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同样，南宋“梅溪（史达福）、梦窗（吴文英）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也因为他们的作品往往难以体现出真情实感来。王氏同时举出范例，认为像谢灵运、苏东坡的许多作品以及像北朝乐府《敕勒歌》“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样写景抒情，“方为不隔”。由此可见，所谓“不隔”，即体现出情景交融的最高境界。因为这种高的境界显示出“豁人耳目”和“沁人心脾”的修辞效果，而“豁人耳目”的同时，还要“沁人心脾”才行，两者是紧密相连的。不然，还不能做到“不隔”。王国维对欧阳修、周邦彦等“多以景寓情”十分赞赏，认为他们是“不隔”的典范，是古今“曾不多见”的“词家”。 （二）“述事则如其口出”。王氏上述定义的三句话是一个整体。他指出，只有做到了“述事则如其口出”和“写景则在人耳目”，“沁人心脾”的“写情”，才有了扎实的基础。他在《宋元戏曲考》中讲到元曲的特点是“辄以许多俗语或以自然之声形容之”。这是考虑到“曲”的观赏功能，它既要供人看，又要供人听，因此“写景”必须顾及到读听者的“目”和“耳”，“述事”必须“如其口出”，对方才能听得懂，理解得了，才能“沁人心脾”。他盛赞马致远《任风子》第二折“语语明白如画，而言外有无尽之意”。赞扬郑光祖《倩女离魂》第三折中的词语“如弹丸脱手，后人无能为役”。称赞无名氏《货郎担》第三折运用叠字“奇绝”。认为以上佳例都体现了“写景抒情述事之美”。这也就是曲之不同于散文、诗词等文体之处。正因为如此，他指出元曲“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在我国文学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而在重视俗语的运用方面，却是“自古文学上所未有也”。这也就是王氏心目中高的境界。以上是王国维从曲这一角度概括的。从词这一角度看，他以清代词人纳兰容若的词为例认为：“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同样用上述标准衡量，他认为纳兰的词作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指出容若的词作之所以能如此，是同他以“自然之眼”、“自然之舌”来观物言情有关的。 联系到上述论点，可以作如下推理：由于以“自然之眼观物”，因此写景就“豁人耳目”；由于以“自然之舌言情”，“其辞”则“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因此，“知见者深，所知者真”，从而达到了“言情”则“沁人心脾”——王氏所赞扬的最高境界。因此王氏称赞容若“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就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了。 （三）强调要有“言外之味，弦外之响”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批评姜夔（白石）的词时说： 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功，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 从反面批评姜夔的词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正说明了王提倡这一点。他认为词的特色就是“观物之微，摇兴之深”就是“言近而旨远，意决而辞婉”，<%王国维：《〈人间词〉甲稿序》%>也就是说他强调运用托物比兴、含蓄委婉手法，但必须寓有深意，要为深沉的意境服务。他反对不含深意的浮而不实的“游词”，反对运用比兴委婉手法而流于牵强附会。自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秘响旁通，伏采潜发”的观点后，历代学者如宋司马光在《温公续诗话》、元杨载在《诗法家薮》、清刘熙载在《艺概》、梁廷枬在《曲话》中，对诗词曲应该“意在言外，含蓄不尽”，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论述，王国维继承了这一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