诅楚文是北宋时发现的战国时代秦国的石刻文字，是秦王诅楚王的告神之文。学者多据其内容定秦王为惠文，楚王为怀王，当可信（注：关于诅楚文的时代，请参阅陈昭容《从秦系文字演变的观点论〈诅楚文〉的真伪及其相关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第4分第574～576、602页，1993年4月，台北。）。北宋时先后在三个地点发现过诅楚文，每地各出一石。三石刻辞基本相同，但所告之神各异。出于凤翔“开元寺土下”者为告巫咸文，出于朝那湫旁者为告“大沈氒（厥）湫”文，出于要册者为告亚驼文（注：关于各石出土的时间和地点，参阅注①所引文第571～573页。）。秦王此次诅楚，所告之神大概很多，所刻之石决不会仅有三块。但其余刻石尚未为后人所发现，也可能发现时由于不受重视而即遭毁弃。 此三石所告之神中，巫咸为上古著名神巫，大沈厥湫即指朝那湫。关于后者，郭沫若《诅楚文考释》说： 大沈犹言大浸。《封禅书》所序“秦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中有“湫渊祠朝那”。《集解》引苏林曰：“湫渊在安定朝那县，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减，不生草木。”又《正义》引《括地志》云：“朝那湫祠在原州平高县东南二十里。”案今在甘肃平凉县境。《告厥湫文》出朝那湫旁，地望正合（注：《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9卷第300页，科学出版社1982年。）。 所言甚详确。但“亚驼”究竟何所指，则迄今尚无定论。 北宋末的董逌在《广川书跋》卷四“诅楚文·亚驼”条中说： 王存乂以“亚”为“乌”。今考钟鼎铭，“恶”或为“亚”。古人于书盖假借从声，其书自当如此。《周礼》曰“其川滹池”。古文“驼”作“驰”字，“池”故“沱”也。《诗》曰“江有沱”，其字本“洍”，后世不知书学，故以“沱”为“洍”（圭按：所引诗句见《召南·江有汜》，此诗“汜”字或作“洍”，未闻“沱”字有作“洍”之说，疑董氏原文作“其字本‘池’，”“故以‘沱’为‘池’”，后人改之），以“驼”为“沱”。此宜读“恶池”为“亚驼”，不足怪也。乌池在周为沤夷水，起北地，东入河，一名滱水，九泽一也。顾野王考其地在灵丘。《竹书纪年》穆公十一年取灵丘，则秦誓于此，所以夸大其功而求定于晋也。黄伯思学士以乌驼为在乌氏。按乌氏在安定郡（圭按：在今甘肃平凉县西北），乌水所出。观秦方得晋地，恐不尽质于安定一郡，故知在灵丘为是。（《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津逮秘书》本第43页） 《古文苑》卷一注引王顺伯（即王厚之，南宋前期人）《诅楚文跋》说：“亚駞即呼沲河，顾野王考其地在灵丘。《竹书纪年》穆公十一年取灵丘，故亚駞自穆公以来为秦境也。”这显然是袭董说的。 《周礼·夏官·职方氏》说并州“其川虖池、沤夷”。“虖池”今作“滹沱”，古书或作“恶池”《礼记·礼器》：“晋人将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恶池。”郑玄注：“‘恶’当为‘呼’，声之误也。呼池、沤夷，并州川。”《释文》：“‘恶’依注音‘呼’，又音‘虖’，好故反。池，大河反。注同。” “亚”“恶”古通（注：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会典》第856页“亚与恶”条，齐鲁书社1989年。）。“驼”“沱”皆从“它”声，音同可通。“沱”“池”古亦通，《周礼》“虖池”，《后汉书·明帝纪》李贤注即引作“虖沱”（注：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会典》第678页“沱与池”条，齐鲁书社1989年。）。从“它”声之字，汉以后多讹变为从“也”，“池”原来就是由“沱”讹变的一个字（注：参看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77～78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所以董氏把“亚驼”读为“虖池”（即滹沱），从音理和文字学上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他认为“亚驼”就指晋的虖池，则不合理。秦人怎么会去祭告晋国的山川之神呢？ 董氏为了使晋的虖池跟秦国拉上关系，竟把虖池和又名虖水的沤夷这两条河混为一谈。其实晋的沤夷同样不是秦人所应祭告的河川。董氏引用了《竹书纪年》所记秦穆公取灵丘之事，但是这个灵丘并不见得一定是与沤夷水有关的晋的灵丘。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在晋惠公二年的“秦取灵邱”条下说（雷书此条实即据董虖引文编入）： 事未详。灵邱地名齐、晋皆有之。齐之灵邱去秦绝远。晋之灵邱，汉属代郡，唐以后属蔚州，即今大同属县也，去秦之雍城几二千里。《广川书跋》谓穆公所取之灵邱即此，恐亦未确。（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版，第471页） 所说很有道理。退一步说，即使承认秦穆公所取得的是晋的灵丘，在当时的形势下，秦国也只能在很短的时期内占有其地。此事决不可能使三百多年后的惠文王产生要祭告晋国的沤夷或虖池的念头。王顺伯比董氏更进一步，竟说晋之虖沱“自穆公以来为秦地”，完全跟历史事实不合。总之，说“亚驼”指晋之虖池，是难以使人信服的。 董氏引黄伯思说，认为亚驼在乌氏。此说除“亚”“乌”音近外并无他据，也难以成立。 要弄清“亚驼”究竟何所指，必须先弄清告亚驼文出土的确切地点。近代以来研究诅楚文的学者，或以为亚驼石出土地无考，或引《广川书跋》“最后得亚驼文于洛”（上引《丛书集成》本第43页下）、周伯琦《石鼓文音释》“告亚驼文出于洛”（注：此附于所谓诅楚文“元至正中吴刊本”之后，见注③所引书第340页。周氏为元代人，其说当袭自董氏。）一类笼统说法，而不能确指其出土地点。直至近年才有学者解决了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