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枚”在汉语里是一个古今通用的量词。它产生于汉代，发达于魏晋南北朝时代。到了近代汉语，则呈现出一种萎缩的趋势；发展到今天，现代汉语只继承了古代的某些用法，其使用范围也大大缩小了，而且多限于书面语言。研究量词“枚”的历史，探求它的发展轨迹，有助于了解和认识汉语量词的发展规律。 一量词“枚”产生的时代 古文献证明，量词“枚”产生于汉代。在《史记》、《汉书》、《论衡》等书中，可以找到不少用例。例如： (1)若寡人国小也，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1891页）（注：此处是中华书局标点本页码，下同。） (2)躁者有馀病，即饮以消石一齐，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史记·扁鹊仓公列传》，2806页） (3)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髤者千枚……。（《史记·货殖列传》，3274页） (4)神龟出于江水中，庐江郡常岁时生龟长尺二寸者二十枚，输太卜官。（《史记·龟策列传》，3227页） (5)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汉书·食货志下》1178页） (6)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惊走，持槁或棷一枚，传相付与。（《汉书·五行志下之上》，1476页） (7)其殿中庐有索长数尺可以缚人者数千枚，满一箧缄封。（《汉书·外戚传上》，3964页） (8)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箎书。（《汉书·外戚传下》，3991页） (9)货钱径一寸，重五铢，枚直一。（《汉书·王莽传下》，4164页） (10)请干将铸作名剑二枚。（赵晔《吴越春秋》） (11)隻，鸟一枚也。（许慎《说文·隹部》） (12)挺、爵留顾，见如钱等正黄数百千枚，即共掇摝，各得满手，走归示其家。（王充《论衡·须颂》）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量词“枚”产生后，在两汉时代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推断量词“枚”产生的时代会更早一些呢？比如春秋战国时期。我们查阅了《诗经》、《尚书》、《周易》、《左传》、《国语》、《战国策》、《商君书》、《论语》、《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等十几部先秦文献，均未发现有量词“枚”的用例。只在《墨子》一书中有数例，现抄录如下： (13)长斧长椎各一物，枪二十枚，周置二步中。（《墨子·备城门》） (14)石重千钧以上者五百枚。（同上） (15)二步积苙，大一围，长丈二十枚。（同上） (16)石步积狗屍五百枚。（同上） (17)十步积摶，大二围以上，长八尺者二十枚。（同上） (18)百步一积杂秆，大二围以上者五十枚。（同上） (19)矢高弩臂三尺，用弩无数，出人六十枚，用小矢无留。（《墨子·备高临》） (20)先貍木十尺一枚。（《墨子·备蛾傅》） 是否可以据此断定量词“枚”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呢？对这个问题，学者们虽未专门讨论过，但看法并不一致。王力先生认为：“《墨子·备城门》以下诸篇非墨子所作，当系后人所伪托。”并把它们列入汉代文献中。（注：王力《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27页。）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潘允中《汉语语法史概要》讲量词“枚”均未涉及《墨子》用例。孙锡信《汉语历史语法要略》讲春秋战国时期的量词列出了“枚”，并举了《墨子·备城门》3个例句。可知作者是根据《墨子》用例，把量词“枚”产生的时代大大提前了。（注：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二章陪伴词（76-82页）；潘允中《汉语语法史概要》，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113-114页；孙锡信《汉语历史语法要略》，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280页。）笔者认为，如果量词“枚”产生于先秦时代，就不应该孤立地只出现在《墨子》一书中，更不应该只出现在少数一两篇中。王力先生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注：向熹《简明汉语史》也持王力观点，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207页。）但汉代有400年历史，说“枚”产生于汉代，似嫌过于笼统，最好说量词“枚”是产生于汉代初期，或者更早些。因为从汉代早期文献中所反映的情况看，量词“枚”的用法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而不是萌芽状态。尤其是在汉代简牍当中，（注：汉代简牍是指本世纪初至70年代在我国敦煌、居延等地区数次挖掘出土的简牍文书，其时代涵盖了西汉武帝至东汉光武皇帝前后约200年的历史。）量词“枚”的用法不仅丰富多样，而且有了泛用的趋势。例如： (21)车伏一枚，高果一枚，车放安一枚，具四分輶一枚（《居延汉简》八五·二八）（注：《居延汉简甲乙编》，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简称《居简》。） (22)小樽五十，其五枚破（《居简》八九·一三） (23)小杯三枚，中槃三枚小槃十三枚，案四枚，铺比一枚（《居延新简·破城子探方》五·一五）（注：《居延新简——甲渠候官》，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简称《新简》。） (24)面衣一枚（《新简·破城子探方》五二·二五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