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野的分界线
母语是一个民族的第一语言，用以交流感情、积累知识、传播文化，是与一个民族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因而国外有的语言学家把语言比作空气，认为二者都是须臾不可离的。然而，语言受时空限制，因此文字应运而生。文字是语言的载体，可以超越时空，人类的科学文化借此继往开来，繁荣发展。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对人类文化的几个发展阶段认为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的分野即“这一阶段（指文明社会）始于标音字母的使用和文献记载的出现。”摩氏的论断，在我国是很多民族文化兴衰的试金石。四十年代初，我作为李方桂先生的研究生，有幸随从李先生初次踏进云南路南县圭山彝族支系的撒尼地区。那时该地区真是穷乡僻壤，文化闭塞，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既无彝文学校，也无汉文学校，居民大多还处于蒙昧混沌时期；又如四川凉山彝区，五十年代以前还是奴隶制社会，与外界不相往来，因而国外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想进凉山调查者， 一般被拒之境外，
从而在西方有“独立罗罗”（Independent lolo）之称。
以上两个彝族地区，随着时间的转移，仅半个多世纪，路南县的《阿诗玛》叙事诗已是闻名世界文坛的名著；另有风景幽美的石林，游人如云，已是世界各国旅游者的胜地。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由一个边远的小城市，一跃而为经济文化繁荣的现代化城市，最先进的卫星发射塔矗立在原是群山叠峦的荒漠中，全自治州所属地区，县县有中小学，首府西昌还有大学专科学校。过去彝族小学生都很少，而今大学生、研究生已不罕见，有的还在海内外攻读硕士生、博士生，这种文化上的巨变是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带来的。
文化的飞跃离不开文字的使用。我们知道，彝族原有一种表意文字，彝文创始于何时，大都来自民间传说，见之于彝文经典的很多，但都像汉字创始人仓颉一类是神话式人物，因而不能断定彝文产生的年代。近年来中外学者根据汉代《白狼王歌》中“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三章，《后汉书》载汉文译文，《东观汉记》“载其歌并载夷人本语，并重训诂以为华言。”除汉文译文以外，又用汉字说明原来的语音。丁文江先生在他所收集的彝文经书《彝文丛刻》的自序中认为“白狼文就是彝文的前身”。我们从歌辞的语音、语法、词语考证，确属今彝语支语言，而更接近彝语。如此彝文创始不会晚于东汉，距今将近二千年，而今存世可考的有明代彝文金石铭刻及彝文经典手抄本、木刻本，这些出土文物和大量经典主要出自云南、贵州一带，如以往中外学者已知的云南的《镌字崖》、贵州的《新修千岁衢碑记》、近年来在贵州毕节地区大方县发现的明代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的铜钟，钟面铸有彝汉两种文字，较以往所知的明代《镌字崖》、《新修千岁衢碑记》等彝文刻石早四、五十年。大方县发现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的彝文碑文，长达1922字，木刻本《劝善经》全书达2.2万余字，如此长达近二千字的碑文，二万余字的木刻本，在文化不发达的地区是不可能的，而且主要集中在贵州水西地区，这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据彝汉史志记载，罗甸王国在东汉后就建立于贵州大方、毕节、黔西、金沙……在强盛时期，曾发展到清镇、修文、贵阳以至都匀，其政治中心，即王国的首府，长期在白乍戈，即今大方县城。元朝以后，罗甸又称“水西”，因其地处乌江上源鸭池河、陵广河之西，其首领从中央王朝封为宣抚使。明以后改顺元宣抚司共十八代，均经明王朝封世袭贵州宣慰使。从水西彝族发展史看，可以说明该地区历史悠久，曾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心，从而可知今存彝文金石铭文，多出于水西彝区，其文化所及，直至云南、四川等彝区。这正符合摩尔根指出的人类文化发展的轨迹。降及清代，改土归流，从此土官式微。彝文经典仅操于巫师呗耄之手，作为祭鬼神、除祸祟举行法事的经书。四十年代我在云南武定暮莲土署，看到土署的巫师，只能读经，不能解经，我当时想请一位经师开讲而不可得，当地彝民既不懂彝文，也不学习汉文，人人成为双文盲。原有的彝文经典和文献丧失殆尽，文化由盛而衰，彝民又回到了愚昧状态。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55个少数民族约占全国人口的6%， 据1954年分析当时全国4000万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状况是：有通用文字的约1600万人，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40%左右；没有文字的或没有通用文字的约2400万人，占60%左右，为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1955年政务院决定“对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应当帮助他们创制文字”。
二、有些新文字为什么不如旧文字好
为了实行这一决定，1956年在全国进行少数民族语言的普查工作。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对近40个少数民族的语言作了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取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为帮助一些民族创制和改革设计研讨文字方案提供了科学依据，从而创制和改革了二十余种少数民族文字。
几十年来我们在创制和改革民族文字的进程中，为民族语文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有益的教训。
在创制改革民族文字时，要按民族的历史情况和语言的客观规律，要实事求是解决民族使用文字的问题，既要尊重使用者的意愿、感情和习惯，还要把主观愿望同客观可能结合起来。过去，我们在这些方面曾因考虑不周，经验不足，对解决一些民族使用文字的问题，走过一段弯路和失误。如1956年制订布衣族文字方案，认为布依族语言跟壮语同属壮傣语支，语音、语法很接近，因而，采取布依文和壮文建立文字联盟的方针，在试行中，发现这样处理文字问题，既不合科学规律，又违反本族人的感情和意愿，于是对文字又作了修订。又如五十年代初期创制了一种拉丁字母的新彝文，曾在一些学校实验教学，1956年又对新彝文作了修订，反复改订，使学习者丧失了信心，更重要的原因是彝族原有传统的老彝文，曾留下丰富的彝文经籍和金石铭刻，在彝族文化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深入人心，所以新彝文不为群众所欢迎。因而又帮助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整顿和规范了原有老彝文，取代新彝文，于1980年在凉山地区执行，在普及教育，提高科技知识方面收效很快。同样曾为原来使用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设计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从执行的结果来看，由于改变较大，群众不易接受，因而于1982年又恢复原有文字，新文字作为一种拼音符号予以保留。
如上所述，帮助一些民族创制和改革原有文字，我们的经验是对原无文字的民族，可以创制以拉丁字母为拼音的文字，对原有文字的民族，进行文字改进和改革必须以不影响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民族感情和意愿为原则。如五十年代帮助拉祜族、景颇族设计了文字改进方案，帮助西双版纳和德宏等地的傣族，设计了四种傣文改进方案，从推行的结果来看，景颇文、拉祜文和德宏傣文，由于基本保持原有文字的形体和结构，改动不多，学习效果较好。而西双版纳傣文，由于改动较大，群众不易接受。新维吾尔文、新哈萨克文则改原来的阿拉伯字母为拉丁字母，使文字体制有了大变动，影响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跨国文化的交流，不易为群众接受，因而推行不久就又恢复了原有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