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内，几个世纪以来，语言的变体和社会特征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重点。直到本世纪50年代，Labov、Hymes以及Fishman等人才开始就社会因素对语言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到了80年代，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尤其是在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传统的社会语言学理论一直局限在一个比较狭窄的研究领域内，明显地存在着两大缺陷：1.精于描述而贫于解释；2.过分地强调了语言变体与客观社会变体之间的联系，以致于降低了讲话者主观上的情感、价值以及动机等非常重要的因素。英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Howard Giles在研究了大量的社会语言学的成果后，第一个提出了著名的“言语调节理论”。他认为在研究语言变体的时候，不仅仅要研究语言变体是怎样的形式，即“what”（什么），而且更要注重研究形成语言变体的原因，即“why ”（为什么）。因为，在一个言语活动中，无论是参与者的客观社会特征还是他的主观情感因素都对产生语言变体、确定语言行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言语调节理论的建立大大拓宽了社会语言研究的范围。 可以说 HowardGiles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新视角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由此， 他的言语调节理论继Labov的“传统学派”、Bickton的“动态变化表”、Hymes的“交际能力”之后， 成为社会语言学理论中（包括后来受其影响的Lambert “第二语言习得中的态度与动机”）有影响的五大理论之一。言语调节理论的最大贡献是它不仅从社会学、语言学去研究语言变体的形式，而且从社会心理学、人类文化学等全新的角度去研究和解释语言变体的内在原因，从而使教师更好地了解所教的对象语，帮助教师真实地评估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语言能力与社会文化能力。因此，深入地研究这一特殊的社会语言学理论及其在实际中的应用，无疑会有助于理解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非语言现象，促进语言教学。 二、言语调节理论的形成及子理论 作为在语言习得研究方面的重要理论之一的言语调节理论是经过一大批语言学家的共同努力而不断发展完善的。而Howard Giles对言语调节理论最初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言语调节理论主要提出了三个问题：1.如何描写语言变体？2.如何解释语言变体？3.如何解释其它讲话者对语言变体的反应？ 言语调节理论的核心，简单地说，就是对讲话的调节。在具体的研究中，言语调节理论对各种不同的语言变体，即不同的“调节”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描写。如，讲话者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会将自己的讲话调节到与其对话者的语言相似。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的调节就被称为“趋同现象”（convergence）。如，当一个美国人同一个英国人讲话时 ，就会在词aren't中去除后元音／r／，或者在用词上会以“in hospital ”取而代之“in the hospital”。反之，讲话者也会把自己的讲话调节为与其对话者的语言相异， 这种调节被看作是一种“趋异现象”（divergence），主要表现在不模仿对话者的讲话风格。在“趋同”与“趋异”两种类型中，“趋同”又可以分别细分为向上或向下。“向上趋同”（upward convergence）最常发生在工作面试的场合中。通常的情况是求职者向雇佣者老板一方趋同。假如老板向受雇者趋同，就被称为“向下趋同”（downward convergence）。同样，当讲非标准语的人对那些讲标准语的人强调他们非标准语的特征，就被看作是“向下趋同”；而讲标准语的人对那些讲非标准语的人强调他们标准语的特征，则被看作是“向上趋同”。当然也有不改变的可能性，这种被称为“言语保持”（speech maintance）。事实上，各种类型的言语调节是一种心理现象在语言上的反映，它可以体现在语音、词汇、内容、讲话速度、语言风格转换等方面。 Howard Giles所创建的言语调节理论体系是在已有的社会心理学的基础上建立的。他融合了几种社会心理学理论，形成一个系统，用于解释非语言现象。因此，言语调节理论被认为是一种伞状理论。在它的理论中，“类似吸引理论”（Similarity Attraction Theory）占有主导位置。“类似吸引理论”认为人们最容易被那些在信仰、价值以及对事物的态度上与自己相似的人所吸引。Giles 根据这一理论全面地解释了语言趋同现象，他认为“趋同”是得到社会认可的最常用的手段，毫无疑问它也是以类似吸引为基础的。一个人对他人的认可由于趋同现象才会发生，而一个人越是需要认可，就越易于趋同。 趋同或趋异同时又存在着一种交换替位，这是言语调节理论下的另一个子理论“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核心所在。这也就是说，人们在权衡得失之后，趋于选择那些能够得到最大的益处同时又能避免最小损失的改变形式。在一些不同身份的人同处的情况下，许多非语言现象或者某种可能性是可以预测的。如工作面试，可以预测，申请者会尽可能地趋同面试人的讲话。如果申请者没有趋同而是直截了当地与其相异，那就很可能被认为是存有恶意。既然趋同现象含有被他人认可因素，那它就是一种可以预测的行为。因为一般地认为趋同可以给讲话人带来更多的好处。但是也有许多场合，趋同并不一定能够得到确有助益的结果。青少年常常不愿意趋同于他们父母和老师的标准语，尤其是在他们的伙伴在场时。Giles分析其原因时指出， 孩子使用非标准语常常会招致老师或家长的反感，虽然得不到老师或家长的认可，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这样做，其主要是因为这一损失与可获得那些喜欢非标准语的同伴的赞赏要好得多。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如第二语言学习者可能永远不能获得象本族语一样的语言能力，因为他们会发现流利地使用对象语所获得的好处与失去他们自己本族语牢固的身份相比，弊大于利。 言语调节理论下的第三个子理论是“原因归属理论”（CausalAttribution Theory）。其主旨是：人们对他人的行为评估并不仅仅观察其表面，而是首先评价他们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然后归属他们行为的原因。这样，如果一个男职员花大量时间去帮助同一公司的一位女职员，人们不会马上认为他慷慨大度，工作努力或者为了公司的利益而帮助他人，而首先是找出他的动机，然后做出评价。这种原因归属过程常常发生在非语言行为中。言语调节理论认为在语言行为中也同样存在着这样一个过程。当有人趋同于你的语言风格，你就很可能会在认可之前自然而然地探查他的动机或目的。如一个黑人同另一个讲黑人英语，整个过程会自然而然地被接受；反之，如一个白人同黑人讲英语，那黑人可能就不会接受这种一致性的语言行为，而是怀疑这个白人试图想得到些什么。Giles 认为这种原因归属过程不仅适用于分析本族语讲话者的语言或非语言行为，而且也适用于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分析。因为介于本族语讲话者和非本族语讲话者之间也常常会发生趋同现象，进而产生不同的结果。因为原因归属过程会使得非本族语讲话者消除言语转换中的疑虑，获得积极的效果。但并不是所有的言语转换都能被接受。有时毫无恶意的本族语讲话者对非本族语讲话者过分简化他们的语言，非本族语讲话者就会感到本族语讲话者有一种优越感，过分地简化语言就暗示着他们很苯，反应迟钝等。而有时为了不致于误解，本族语讲话者大声地对非本族语者讲话，则会导致负效应，因为非本族语讲话者认为他们并不是聋子。总之，虽然趋同可以常常产生良好的结果，但它始终是一把双刃剑。因此只有通过原因归属的过程才能确定趋同是否获得了正负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