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弓先生是我国修辞学界的老前辈。他从二十年代起就在北京中法大学、北京中国大学等校开设修辞学课。在大学开设这门课，这如果不是第一位、第一次，至少也是最先几位之一。无论如何可以说，张弓先生是我国现代汉语修辞学的奠基人之一。 三十年代，一谈到修辞学，人们经常提到的有三本书：1.唐钺先生写的《修辞格》；2.就是张弓先生的《中国修辞学》；3.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后来，我自己也多少研究一点修辞学，知道“五四”运动前前后后，还有若干修辞学著作发表。但是影响最早最大的是上述这三部著作。 张弓先生抱着研究无止境、精益求精的态度，对自己的著作不断进行修订，到1963年，终于出版了最重要的一部修辞学专著——《现代汉语修辞学》。这部著作有许多特点，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我在这个简短的纪念性的发言中无法全面论述，只想谈谈张弓先生率先提出的，而且着重论述的语境和语体问题。这里也不可能对先生的论述详加探讨，只能简略地说一点我个人在先生的启发之下，对这两个问题的一点粗浅的看法。 修辞无疑是一种语言现象，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人所共知，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社会交际活动。既是社会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里进行的。一定是在两个以上的人之间进行的，一个人不会自己对自己说话（除非说梦话或者精神异常时的自言自语）。既然如此，说话（或者写作）所处的空间、时间以及说话的对象，就构成了说话的语境。这语境的三个方面（时间、空间和人）都是很复杂的。如果在1991年以前，说世界如何如何，那时世界上还是两大阵营，而今天成了一种多元化的、乱烘烘的局面。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就有这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可能不影响到语言。 在中国大多数地方，人们早晨见面打招呼常说：“你好！”或者：“早啊！”而广东人却说：“早晨！”如果是在美国，只要说个：“Hi！（嗨！）”空间对于语言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说到人，那就更复杂了。出身、经历、职业、职务、文化背景、社会地位、性格、爱好、性别差异、心理特征，以及某些生理特征，如他的听觉如何，听力是否敏锐，等等，等等，你对某人说话的时候，这些都要考虑进去。即使你不考虑，这些因素客观上对于你的说话，也会发生影响，甚至对于你的表达能力是否能充分发挥，都会施加影响。这里还只是简略地说。语境这个问题实在是大而复杂。 语言是活的，动态的，不是词典里（包括成语词典、谚语词典、惯用语词典等）那些死的、静止的语言现象。孤立的一句话，不仅很难说它好、不好，甚至很难说它对、不对。在书面语言中，人们往往以为所谓语境，就是上下文。上下文当然是语境因素之一，然而书面上的语境，也决不限于此。书面上如果来他一句“国骂”，我们就知道了这位作者的不少东西。这都是语境。一篇在快乐的心情之下写的文章，可以让我们看到作者手舞足蹈，或者洋洋得意的神情。谈修辞，必须放在这种活的语境之中去谈。孤立地、静止地去谈几乎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也是意义不大的。 若干年前，当叶圣陶先生还是耳聪目明、身体健旺的时候，收到一封来信，信上说，他有一个问题，请教了很多人，查了很多书，得不到解决。于是就写这封信，“不耻下问”地向叶老请教。叶老看后笑了。他对读者来信，从来是亲笔回复，绝少要别人代笔，只有这封信，他实在不好办，就对我说：“志公，劳您驾，替我回一封信吧！”我回答了来信人的问题，说明：圣陶先生要我替他代笔，你提的问题我认为如何如何，这是我的意思，没跟叶老商量，仅供参考。接着我说：汉语的成语很多，用处很大，用之得当，可以收到很好的修辞效果；运用不当，则效果很坏。所谓得当不得当，主要看是谁说的，对谁说的，在什么场合说的，孤立地看，“不耻下问”是个很好的成语，表示说者非常虚心，他不以向比他年轻的人以至他的学生或下级请教为耻，极言其为人谦恭，没有架子。那么你是怎么用这个成语的呢？希望你由此及彼、触类旁通，今后运用成语的时候，最好慎重一点，闹不清楚的就查查。这算是我训了他一下吧。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很明显，他年轻，训他是爱护他。我训得总算还是客气的吧！因为毕竟是不相识的人，不能太不客气，对年轻人尤其应该宽容一些。诸位，我有点自夸了吧？这里，他的来信，我的复信，都有修辞问题，就是关系到语境的问题。关于语境，应该谈的问题还很不少，这里为了节约时间，就讲这么一点粗浅的意见，请诸位指教。 我本来打算说到这里为止，徐丹晖女士不同意，非叫我说下去不可，她说题目上还有“语体”哪！我说把题目改了吧，丹晖不同意，说语体也是大家尤其是她十分关心的问题。好在丹晖说话、念文章都很快，也不会占大家太多时间的。我就继续谈一点吧。 语体问题，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视。大家知道，至少从汉唐以下，我们社会上特别重视“文”，相对地比较忽视“语”，官府也是以文取士。一篇文章定终身哪！所以对于写文章、研究文章，在社会上蔚然成风。研究文章，当然可以从多方面来入手，研究语体，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曹丕的《典论论文》和刘勰的《文心雕龙》这些重要的著作就大谈过一通语体。以下历代都有不少人提出过、研究过这样的、那样的语体。一直到清朝的桐城派，把历代的语体分成二十几类，在历史上可以说是划分语体最详备的。但是，那些时候研究语体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所谓“俗文学”，他们是不认账的，《古文辞类纂》把文章分成那么多体，可是没有小说体，也没有戏剧体，更没有弹词、宝卷之类，他们所分的体，大致不外乎朝廷用的，或者至少是公务用的，例如奏章之类。再就是古文的各大家。总而言之，都是大知识分子们的阳春白雪之作。就连大知识分子们，他们也是有所选择的，诗、词、曲，作者不乏知名的大知识分子，他们就不怎么看得上。贾宝玉爱读诗词，他爸爸就说他不务正业。所以，真正研究语体，我们的任务也是很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