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一种语言有定性范畴的特点，我们认为汉语语义句法的基本句式是自动和使动（徐通锵，1997）。但是，如果要用这两种句式来直接解释现代汉语的句法结构，那是困难的。因为语言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不通过历史的分析就无法弄清楚现代的语法结构规则和这两种基本句式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的重点不是挖掘新的语言事实，而是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揭示各重要语法规则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出一条理解复杂语法现象的简单线索，对补充式、连谓式、受事主语句之类被公认为汉语语法结构特点的成因作出理论解释。 一 现代汉语句法结构的两种格局 现代汉语的语法理论和分析方法基本上来自西方。 吕叔湘（1986a）曾根据《马氏文通》以来的汉语语法研究的经验进行过这方面的总结，认为：“过去，中国没有系统的语法论著，也就没有系统的语法理论，所有理论都是外来的。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这不是坏事，问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机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这里的“‘结合’二字谈何容易”八个字，字字千钧，值得仔细琢磨。我想，“结合”中最根本、最困难的问题可能是“结合”基点的选择，即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立脚点去实现和西方语言理论的结合。自《马氏文通》以来的汉语语法研究基本上是用印欧语的语法理论来分析汉语，总结出一套语法规律，并且把那些不同于印欧语的结构名之为动补式、连动式、兼语式、受事主语句、主谓谓语句，等等，认为这些都是汉语语法结构的特点。这些规律基本上是在现在称之为“及物性理论”（Hoppe-r＆Thompson，1980）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就是说，它的基点不是汉语，因而不完全适合汉语语法结构的分析，有很多现象还难以解释，而且这些称之为“特点”的规律相互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人们也说不清楚。近几十年来，西方语言学家根据某些印第安语的研究提出一种颇有影响的ergative（作格，唯被动格）理论，并被用于印欧语及其它语言的研究。国外的一些汉学家，特别是那些华裔汉学家，想用这种理论来分析汉语，认为印欧语是一种及物性语言，而汉语是一种作格（ergative）语言，开始了一种新的“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的研究途径。 作格的最大特点是不及物句的主语和及物句的宾语有相同的格位变化（详细情况可参看Lyons，1977，341—343），和及物性语言的形态变化有原则的区别。及物性和作格（或唯被动性）是两种不同的语法结构格局， 即使如此， 西方的一些语言学家也乐于用作格去分析如英语J-ohn moved the stone和The stone moved这两种句式之间的关系，进行作格结构的研究（Lyons，1977，350—371；Halliday，1985，144—154）。及物性和作格，如果以典型的单句结构“名物[,1]—过程—名物[,2]”和“名物[,2]—过程”（John moved the stone和The stone mo-ved）的语义结构为参照点，那么“名物[,2]”在及物性结构格局中是受事，在宾语位置上取宾格形式，在主语位置上取主格形式，而在作格的结构格局中名物[,2]在语义上虽为受事，但不管处于主语或宾语的哪一个位置，其结构形式一样，是句法结构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中介。这一事实说明，“主语”这一概念用于及物句时部分地取决于希腊语、拉丁语等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结构，其中包含两个条件：第一，及物句的施事名词与不及物句的主语有相同的格位屈折；第二，动词的数、人称等决定于不及物句的主语名词和及物句的施事名词，英语如用代词去分析，这两个条件都很清楚（Lyons，1977，342）。我们这里强调这一点，是想再一次说明“主语”是诞生于印欧语基础上的一种语法理论，不一定适合于其他语言的分析，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它看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因而汉语的语法研究也没有必要受“主语—谓语”框架的束缚（徐通锵，1991）。 汉语中类似英语The stone moved这样的句子特别丰富， 一般称为受事主语句。可能是由于这种原因，有些研究汉语的学者认为汉语是一种作格语言。吕叔湘（1987）曾以“胜”“败”两字为例讨论过这两种结构格局。1987年，中韩女篮进行比赛，结果是中国女篮以大比分取得了胜利。《光明日报》和《北京日报》在报道这同一事件时使用了不同的标题，前者是“中国女篮大败南朝鲜队”，而后者是“中国女篮大胜南朝鲜队”，反义字“胜”“败”在这里竟然使这两个句子具有相同的意义。吕先生据此讨论了汉语的两种句法结构格局： 第一格局第二格局 X——动词——YX——动词——Y X——动词 Y——动词 中国队 胜南朝鲜队 中国队败南朝鲜队 中国队 胜 南朝鲜队败 这第二格局就是一般所说的作格结构。吕叔湘针对“汉语是一种作格语言”这一论断说：“我不知道这个说法的根据是什么，是不是跟前面所说的动词第二格局有关。”吕先生在分析了有关的语言现象之后进一步得出结论：“很重要的一点区别作格语言和受格语言（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作格和及物性）必须有形态或类似形态的手段做依据。汉语没有这种形态手段，要说它是这种类型或那种类型的语言都只能是一种比况的说法。如果汉语的动词全都只能，或者大多数只能进入前面提出来的第二格局，不能进入第一格局，那么说它是作格语言还有点理由。可是事实上汉语的及物动词绝大多数都能进入第一格局的二成分句，而进入第二格局的二成分句却很受限制。这就很难把汉语推向作格语言一边了。”看来“依葫芦画瓢”地套用作格理论来分析汉语的结构，是很难取得预期的结果的。吕叔湘以“胜”“败”两字为例而进行的分析，一方面否定了“汉语是作格语言”的结论，但另一方面也肯定了汉语语法有两种不同结构格局的存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到汉语语义句法的基本句式的构造。 把ergative翻译为作格或唯被动格，似乎都不是很确切，而且人们也不容易理解。仔细推敲作格的意思，似与我们传统所说的“使动”没有什么原则的差异，只是观察的角度有别。ergative（作格、唯被动格）着眼于形式，强调不及物句的主语与及物句的宾语同形式；“使动”着眼于语义，强调某种力量使名物[,2]发生变化。汉语没有形态变化，谈不上什么作格还是受格。从语义上说，使动是汉语语义句法的一种重要句式，它和自动句的语义差异主要是：自动句对受事产生影响的力量是“明”的，处于动字前的位置，如“中国队大败南朝鲜队”的“中国队”，John moved the stone 的John；使动句的力量是“暗”的，句中没有出现相关的结构成分，如。“南朝鲜队（大）败了”，不是南朝鲜队自己愿意“败”，而是有一种力量使它“败”，只是这种力量没有“明”说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有定性的受事移至句首，形成所谓受事主语句。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把汉语说成是作格（ergative）语言，那是表述有误，如改成“汉语是一种使动性结构的语言”，就较为确切。否！使动只是汉语中和“自动”相对的一种句式，不能片面地强调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结构格式。吕先生说它是汉语语法的一种结构格局，完全正确，我们与吕先生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强调使动是与“自动”相对的一种基本结构格局，或者说，是汉语的一种基本句式，虽然在现代汉语中它的使用范围很狭窄，但有很多语法规则在历史上却是从这种使动结构中脱胎出来的，因而可以用来解释一系列汉语语法结构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