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叔湘 （1982—06—24） 我看今天搞得挺正式的样子，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以为大家随便谈谈就完啦。 今天本来有个打印东西都发了。原来我能否参加这个会没有把握，预备六月中旬到外地去休假，现在改了日期，所以还是来参加啦。临定同志（李临定）对我说，你得有个书面发言，那么，我就书面发言啦。书面发言已经印好了，现在还要发言；那么我就亏了。现在很多小孩喜欢讲“亏了”，我今天真是亏了。没有什么东西讲，只能随便扯一阵子。 早几天看《北京晚报》。有人写了一段话，中小学里头教师强调死记硬背，压得这些学生喘不过气来，他反对，认为死记硬背不是好的教学法。我非常同意。这个话我本来也是经常说的。我遇到这些教师常说这些，死记硬背不是好办法。我们现在教育上面问题很多，经费不够，教师待遇差，校舍不够用，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教学法的问题。现在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到大学，都是死记硬背，已经到大学里了还是主要是死记硬背，这样子能否培养出很好的人材，我很怀疑。我觉得教育最重要的是培养一个很灵活的脑筋，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这个脑子很灵活，他遇到问题自己会想办法。他要找知识，反正有的是书。这就好办啦。学理工的人能够动手做实验，用现成的知识往他脑子里灌，他头脑能灌多少？总有装满的时候、装不进去的时候，而且怎么使用也是个问题。 培养人材，人出来嘛，各行各业有各种工作做，其中有一种叫研究工作。这个研究工作也特别需要有个灵活的脑筋。完全用死记硬背的办法训练出来的人，那研究工作做不下去。现在听说有些大学招了研究生，这研究生还要求导师讲，我听呀，你跟我多讲呀，希望能引出研究的路子。在研究当中无非是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一个方面是材料，一个方面是一些想法。这好比我们做馒头，要发面，要有一个面团，同时要有一些发酵粉，然后面粉就发啦。光有面团，等于说光有材料没有发酵粉，发不起来；光有发酵粉，没有面团，也发不成。你死记硬背，只能是多给一点面粉，光有面团在那儿，它不发，你有什么用呢？发酵这个东西，决不是说等他从小学到大学十几年，受了那个死记硬背的训练，到了当研究生的时候，说那个研究生导师轻轻拨动两下他的脑子就灵啦，没那么容易。他的脑子已经搞死啦，搞僵化啦。所以说，现在的教育，从小学一直上去，要逐步地把他的脑子搞灵才成。这个条件没有的话，种种工作都做不好，都不理想。 早几天，为了今天要到这儿来，要说几句，没有办法，我就翻了翻一本什么杂志，一本在国外的一些华裔科学家办的《科学导报》。《导报》上谈到诺贝尔物理学奖金，1979年得诺贝尔奖的，这个人叫Vabo，杂志上介绍他说的话，我看很有意思。我念一下，就交卷。 “第一条：现实世界中的问题，都没有贴上标签，告诉我们它的解决是需要伟大的发现，还是只差小小的一步。”意思是说这个问题好解决还是难解决，不知道。 “第二条：如果你过早地卷进一个你不愿意去研究的问题，那将是一个错误。”说明研究问题不能勉强，奉命研究搞不好。因为对某些事情特别感兴趣，至少显示出这些事情适应你的才能，强迫自己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是个很大的错误。 “另外一条：科学家一个很重要的素质是对于自然的进攻性。不要安于书本上给你的答案，要去尝试下一步。这种素质可能比智力更重要。”对于自然的进攻性，好奇嘛，为了解决问题，钻研去。“素质比智力更重要，往往是区别最好的学生和次要的学生的标准。”最好的学生有个钻劲。智力当然是需要的。 “另外一条：挑选人不能只靠考试，因为考试只能考出一定范围内的知识。要注意思路活，敢于创新的素质。” 我就作个传声筒，把这些话传一传。我看这些话讲得有些道理。 朱德熙 （1982—06—24） 我坐下来讲不太习惯。我本来说不来的，李临定同志强调我非来不可。我就漫谈吧。在这屋里随便谈谈。 前天商务印书馆要我编一套书《中国语法丛书》，就是从《马氏文通》开始一直到解放，国内一些书，把它重印一下，我给它写个序。写序时我想，从《马氏文通》到现在89年，快一个世纪了，我们的语法研究到底有多大进步？当然，考虑的范围，国外的也算。 主要说解放以后，论文我不说。王力先生、吕先生的书是解放以前的，我们也不说。解放后拿成本的汉语语法书来说，如果要挑出来作为推荐的书，我想只有一本书就是《语法讲话》（丁声树等著——整理者）。这是我的估计，不知对不对？《语法讲话》是1952、1953年问世的，到现在已经30年。30年书出了不少，我估计现代汉语语法有上百本左右，但是我想不出有哪一本，水平超出《语法讲话》的。当然我没有看全。我想，好像没有。这样讲不是说《语法讲话》就怎么了不起，《语法讲话》有好些不足的地方，而且不平衡，因为是集体创作，但是我想不出30年来有哪一本超过它，我看不出来。30年不算短。如果从《马氏文通》算起，王力先生那本书，1943年，吕先生的书，1941年。这两本书的出版时间差不多，到现在也不过40年的样子。如果从20年代黎锦熙先生《国语文法》算起，相隔20年，但吕先生王先生的书，和《国语文法》比起来，跨了一大步。现在30年过去了，还没有一本书，超过了《语法讲话》。这个现象怎么说呢？不好。当然这里头要分析原因。有客观原因，说的是30年，“文化大革命”刨掉10年，那就剩下20年，20年里那个17年有很多时间用在干别的去了。当然还应看主观努力。没有什么特点，都差不多，都大同小异，还比较空。现在的现代汉语语法就是介绍语法架子，什么词类啦，什么主语宾语啦，一些术语，一些架子，讲完没有多少事实，它是空的。我不是批评别人，说我们写的书就怎么样好，人家写的书就不好，我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北京大学写的书也是这个样子。北大1962年写的《现代汉语》我认为就是空的。有人说这本书写得很清楚。它是空的，没有多少事实，没有多少规律，有什么用？语法要有语言事实和语法规律。《语法讲话》提出事实和规律。事实和规律很难划。北大的书也是这样。吕先生讲过多次，语法应研究具体问题，现在大家好像对这些问题都不感兴趣。是不是注意理论问题？离开事实没有理论，是空的理论，没有用。我觉得问题就是不研究事实，都是一些教材性的，不深入，也不解决实际问题。我讲话比较偏激一点。不去研究事实，所以没有什么新的见解。事实是根本，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就什么也做不出来。我们去研究事实，新的东西和新的想法就会出来，离开事实就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