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1990年10月，我在银川金桥宾馆参加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座谈会，时逢北京大学考古学家宿白教授，我去拜访，他告诉我：“王静如教授不幸于10月2日去世”。我闻讯愕然，万分悲痛！ 西夏学界一颗巨星陨落了。我立即通知宁夏人民出版社：前约我同王先生合著的《西夏文〈杂字〉研究》一书，可否增附一《跋》？以弘扬先生蜚声中外的业迹。出版社的负责同志表示同意。十一月，我赴京前往先生家悼唁，看望师母沈思庄，并说明我们合著的书，一旦出版，立即寄去稿酬，并计划加写一《跋》，以彰先生之功德。师母对此毫无所知，沉浸于悲痛之中，只同长子反复叨念逝者生前的困境：“他本不该走的那么早，他得病后，送进医院，时逢亚运会，医院只顾外宾，内宾受冷落，住院不让家人陪伴，夜间输氧无人照管，结果氧气管被鼻涕堵塞，断氧窒息”。长子学医，知其死因，四处告状未果。师母说：“他晚年工资同五十年代一样，全家三口，还雇一小保姆，全靠他的工资。再加上长子因病离职在家，三人常年多病，生活拮据，并无积蓄”。希望我向有关方面反映，予以照顾。 我带着悲痛而沉闷的心情离开一代尊师的家，走进我的另一位老师亦是王先生的至友马学良教授家。他说：“民族所一连去世三位国内外著名专家——翁独健、傅懋勣、王静如教授， 这是民族学界一大损失！”马先生十分沉痛，还同我谈起翁、傅先生去世时的情形，我不禁泪盈满眶。告辞马先生，直驱民族所找所负责人，如实反映了情况，他们比我了解的更清楚，和我的心情一样，随后我又向院部有关同志反映。直到今年7月，其子王龙友来信，并寄来两帧王先生的照片， 表示谢意，说他母亲的生活得到解决，压在我心坎上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下来。 我同王先生的接触并不多，但对他的博学非常钦佩。然而我却听到一些不敬之辞。记得1970年3月，宁夏文化代表团赴京参观学习， 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接见时指出：宁夏是西夏的发祥地，要把西夏考古发掘作为重点。要有人学习研究西夏文字，不能让它成为“绝”学。有人插话：“听说王静如教授，只教儿子，不教别人”。王说：“不要紧，还有一位罗福颐先生也懂西夏文，现在在湖北劳动，我们可以把他调回，你们派人来跟他学习”。从此，我对王先生留下了不好印象。 1973年5月， 当组织上决定派我去国家文物局跟罗先生学习西夏文时，我已搜集西夏文字例卡片三万余张，并用四角号码加以编排。罗先生听说我去跟他学习西夏文字，他早已为我准备了大摞资料。9月， 我如饥似渴地摘抄完后，带上文物局的介绍信，抱着戒备心理去求教王静如先生，那时的机关经常无人上班，我经多次联系，终于在旧历八月十六日拜见了王先生，我们一见如故，无话不谈，晚上，盛情难却，非留我吃晚饭不可。他说：“我太高兴了，我从不请客，但我今天破例招待你，我有好吃的请你。”他的盛情完全出我意料，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答应，吃饭仅我们两人。 1978年3月，文物出版社决定出版我撰修的《夏汉字典》， 通知我赴京听取审稿意见。由于受极左影响。 组织上未及时派我前往， 拖至1979年5月赴京。文物局陈慈德处长接待我们， 一见面就说：“你们见到《北京日报》没有？王静如教授以西夏学权威发表谈话，他正在指导他的儿子编写西夏文字典，与你这个无名小卒竞争了。你们为什么不早点来，拖了整整一年？”他介绍我们去出版社，出版社的同志见到审稿意见，心冷了半截，大家面面相觑而不语，还是陈处长打破了沉默，他说：“都是自己人，把意见交给他们吧！”我打开审稿意见，完全出人意料，我们抱着绝望的心情回到招待所。这时一位曾在宁夏工作过的中央负责同志来看我们。领导将我们的“遭遇”汇报后，他十分同情，让我们去找有关领导召开新闻发布会，说这是宁夏文化建设的重大成果，应为宁夏争光。我们并未找任何人，准备起程回宁。临行前，我去看我的老师费孝通教授，他说：“楼上（指他住的楼）是王先生，你是我的学生，我能说什么？你还年轻，可以搞别的，字典就让他先出吧！”回宁后，我一度钻甲骨文，后来研究《同音》。 1986年拙著《同音研究》出版后，我赴苏考察，出国前夕，去拜访王先生，一见面依然如故，满腔热情，并说：“我早就说了我要出西夏文字典，但是谈何容易！也许我这一辈子也出不了，即或出我的字典，也并不影响你出字典，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出一两部字典并不多，何况两人编的体例全不相同”。从此我又继续修订我的字典。 1987年，《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家传略》编辑部来函约我写《传略》，我复函拒绝，我说：我既不是家，也不是权威。西夏学权威和专家是王静如教授。他们请王写，王让我代笔，我根据他提供的素材，写完寄去，他很满意。 1989年，苏联西夏学专家克恰诺夫教授来访，赠给王先生西夏文《杂字》一书照片。他即寄给我，让我同他共同研究。当我们把书稿交出版社还未出版时，1990年10月2日先生，不幸逝世。享年87岁。 从我和王先生近二十年的交往中，得知他从未说过只教自己儿子，不教别人，事实上他已培养出西夏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怎能说他只教儿子不教别人？他为西夏学勤劳终生，出版字典为民造福，功德无量，理所当然。我的字典未出版，并不是他发布了消息与我竞争；也不是由于他人审稿提了什么意见，而是字典本身的确还不具备出版条件。为什么当时还产生那么些情绪？主要原因彼此未能交换意见。加上“十年浩劫”的后遗症——彼此不信任，互相戒备的结果。尽管我们有过误会，并未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他对我无话不说，我对他极为尊敬，特别是近几年来，几乎我们每月都有通信来往。没有想到他会突然去世。怎能使我不悲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