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语书面语是藏民族人们在书面上交际使用的语言，是在藏文创制后逐渐形成的。藏语书面语的广泛使用，不但加强了语言交际的效能，而且促进了藏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藏文的创制虽然依据藏语口语，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藏文与分化了的各方言之间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差距，实际上已经是一种超方言的文字，而由此种文字形成的藏语书面语与各方言的实际读音也就有了较大的差距。因为藏文和各地方言有语音对应规律，各方言区的人们都可以按自己的方音拼读，藏语书面语仍然起到语言交际的效能。 一 初创文字时的藏语书面语，由于各方言分化程度尚不太大，因此，与口语基本上是统一的。 随着藏语方言的分化，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差距逐渐加大。要使书面语适应发展了的语言，只能依据一个方言为标准语进行规范，使之缩小差别，以求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基本统一。公元九世纪热巴巾王时的厘定文字，从对藏文字词的简化等方面来看，主要是依据了当时的卫藏方言，使脱离口语的书面语词汇与该方言口语词汇趋于一致，如：将“姓名”mying规范为ming。将“走”vgyo规范为vgro， 取消了口语中已经失去表音作用的附加部分，如：再后加字“d”和单音字母小“v”等等。对与方言口语语音脱节的书面语词进行了统一的规范。这种依据卫藏方言的社会原因，是因为在统一的吐蕃王朝属地内，当时的卫藏地区的社会发展较快，是吐蕃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腹地，加之这次文字的“厘定”工作，是在官方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而规范的结果又以官方的名义加以推行的。由此可见，此次的文字规范又提示我们藏语方言的形成是在九世纪以前，创制文字后的两百年内。 藏语书面语当时没有规范的部分，和方言口语的语音词汇基本上是统一的。用藏文书写的书面语，作为各方言区人们书面交际的工具一直被沿用了下来，充当了各方言区人们互相交际的共同语。 二 藏语是藏族人的主要交际工具，由于藏族的分布地区广，居住又分散，历史上形成的方言差别大，各方言之间基本上不能通话。在一个方言内部，除卫藏方言和安多方言比较一致外，康方言的内部差别也较大，甚至在个别的土语之间根本不能互相交际，加之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藏语没有形成一个占优势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点，所以自第二次厘定文字后，至今没有形成一个本民族的标准语。藏语书面语实际是藏族各方言区的人们交际的共同语。 作为本民族主要交际工具的书面语，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新词术语的出现等，不断在丰富发展着。例如：藏语书面语的作品（包括各类论著、文献典籍等），无论出自哪一个方言区的作者之手，除了出现个别方言词汇外，都是严格遵循藏文的正字法，所以方言色彩不浓，更不是方言作品。但是，方言作为藏族的地区语言，一样为促进书面语的丰富和发展，发挥了基础和源泉的作用。 方言的出现，在书面语中，不同程度的出现了一些方言词汇，特别是一些带有时代色彩的新词术语，不断地进入书面语，出现在各类藏文书写的作品中，例如：西藏学者如乳毕坚金rus-pavi-rgyan-can所著的《米拉日巴传》mila-ras-pavi-rnam-thar中就有不少口语词汇。 安多学者贡却乎丹巴铙结dkon-mchog-bstan-pa-rab-rgyas 所著的《安多政教史》ndo-snad-chos-vbyung中也有方言词汇，等等。这些方言词汇的进入书面语，不但为本方言区的人们所接受，而且在不同的方言区里，也逐渐被人们所认可，视为书面语词汇，不认为是方言口语词汇。这是因为方言词汇进入书面语，受书面语的制约，其拼写形式仍然按藏文正字法拼写，口语里不表音的部分（基字以外组成字词的附加成分），书写时也按正字法的拼写规律拼写，不能省略，口语词汇升华为书面语词汇，只是拼读时按口语的读音拼读。 从藏文第二次厘定新语以来的各个时期发表的作品来看，藏语书面语伴随着口语的发展，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不仅是文字本身的更加完善和发展，更主要的是从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得到了体现。语言作为书面语发展的源泉，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断丰富着自己的语库，同时也作用于书面语丰富和发展，而书面语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口语的发展。藏语书面语与各方言的关系，也就是这样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三 解放后，由于社会制度的改变，藏文得到了新发展，从各级政府机关到学校、医院、商店等社会的各个场合都广泛地使用着，例如：政府的文件，法律公约，学校的课本等教材，医院的处方病历，商店货物的商标和说明书等等。社会制度的变革，促进了政治经济的大发展，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提高了藏族人民的文化素质，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藏语书面语，也随着社会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自己，得到了新的发展。 新词术语大量进入各自方言区的书面语，虽说丰富发展了书面语，但也出现了运用上的混乱（主要是方言词汇的不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不同方言区的人的认读。这种书面语丰富发展中的矛盾，经过各方言区藏语文工作者们的努力，通过多次规范，包括出版统一正字法的词书，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混乱现象，取得了新词术语使用上的基本统一，1991年出版的大型《汉藏对照词典》，就是为了进一步达到巩固新词术语的规范。 解放后，由于交通的发展，各方言区人民群众间的往来增多，藏语书面语的使用也就更广泛了。就出版机构来说，除设在中央的民族出版社翻译出版各类藏文图书外，各方言区也都先后成立了地方民族出版社，如：甘肃、青海、四川和西藏等省区，从50年代起就出版各类藏文图书，发行各种藏文报刊，不但提高了人们的文化素质，增进藏族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也促进了藏语书面语本身的丰富和发展。为了使书面语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便于人民群众间的交际，各方言区的人们为缩短口语与书面语的差距，力求通俗化和口语化，在书面语中吸收了不少口语词汇（主要是新词术语）。例如藏区各类学校中使用的教材，各地发行的报刊，口语化的程度较大。建国后的书面语，比建国前，或较早一些时期的书面语来说，有了明显的区别，一是大量的新词术语进入书面语，例如：改革bcos-bs-gyur ， 专利ched- khe ， 社会主义 spyi-tshogs-ringlugs，人民代表mi-dmangs-vthus-mi，等等，丰富了书面语的词汇，反映了时代的色彩。另一方面是书面语的口语化（主要是方言），主要是报刊杂志，例如：卫藏方言区的西藏日报（藏文版），安多方言区的青海藏文报、甘南藏文报、岷江藏文报，康方言区的甘孜藏文报，都是用各自的方言词汇使书面语通俗化，增加了方言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