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乞大》和《朴通事》是元代写成的以问答形式反映当时汉语口语的会话课本。它们在韩国朝鲜朝一直深受重视而成为翻译人员的必读书。《老乞大·朴通事》最初只有汉文。《翻译老乞大·朴通事》是当时译官崔世珍(1473?—1542)为了译官们学习汉语的方便,在原本《老乞大·朴通事》的汉文基础上,增加谚文(即当时韩语)注音、旁点和谚文注释而编写的。而其谚文注音反映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的北京音(这一观点,笔者有另文讨论)。本文将以《翻译老乞大·朴通事》中所见的旁点对象,对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北京话的声调调值进行探讨。 声调是汉语的一个特点。中国人根据它辨别字义。过去,人们知道汉语有平、上、去、入四种不同的种类,但是以文字描写它总觉得较为困难。因此梁武帝向周舍问四声时,周舍只好举例说:“天子圣哲是也。”〔1〕后来,对四声也有“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 清而远,入声直而促”〔2〕“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 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3〕等描写, 但使後代人还是不太容易掌握。而如果谈及崔世珍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那么恐怕对16世纪汉语声调的描写和真实记载就是他首要的贡献。崔世珍《在翻译老乞大·朴通事》中,不但在汉字之下注韩文,而且在韩文之旁又根据韩国的声调注了点而使当时汉语的声调特点表现出来了。另外崔世珍又作了《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凡便》对于当时汉语的实际有具体的说明。 远藤光晓曾利用《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凡例》将《翻译老乞大·朴通事》所反映的汉语声调调值拟为阴平45、阳平214、上声11、 去声55、入声(一)5、入声(二)24。〔4〕远藤先生的构拟是依据于中国人为自己语言本身固有的声调系统而创立的“五度制标调”,而没有顾及到自己语言里本没有声调的韩国人接触有声调语言汉语时的感受与中国人的感受有所不同这一点。远藤先生在文中利用了河野六郎先生对韩语声调的研究结果。河野先生的研究结果是:平声——低(平),上声——先低後高,去声——高(平)。这一结论是可信的,但远藤先生运用河野先生的结论时,将其高低对比为5和1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首先看《训民正音》创制时,文人们对四声的看法如何。《训民正音·合字解》有对四声的描写: 平声安而和,春也,万物舒泰;上声和而举,夏也,万物渐盛;去声举而壮,秋也,万物成熟;入声促而塞,冬也,万物闭藏。 这一记述,与上举处忠和真空的描写相似,仍给人一种玄虚的感觉。但《训民正音·谚解本·侠注》有较明确的叙述:
把这一注文译成中文,即:“去声为高音,上声为先低後高音,平声为低音,入声为很快收藏的音。”这一注文告诉我们,当时韩国文人们所感受到的汉语四声是:去声为高调,上声为升调,平声为低调,入声则与高低无关,是短促的调。那么当时韩国文人们听中国人说话时,能够跟中国人完全一样把已经引进的汉语四声清楚地辩别出来吗?不可能。所以我们拟测当时汉语调值时,光靠崔世珍的材料是不行的,还应该考虑中国北方话声调的特点和韩国语言实际。 崔世珍对当时中国声调的描写和有关说明见于《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凡例》的“汉音”条、“旁点”条和“清浊声势之辨”条。下面将它们的内容按照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之次序,排列如下: 阴平:平声全清次清之音,轻呼而稍举,如国音去声之呼。(汉音条)汉音平声全清次清,《通考》则无点,而其呼与国音去声相似,故《反译》则亦一点。汉人之呼亦近似焉。(旁点条)全清…平声…引声之势孤直不按。(清浊声势之辨条) 阳平:全浊及不清不浊之音,先低而中按,厉而且缓,如国音上声之呼。(汉音条)汉人呼平声或有同上声字音者焉:汉音平声全浊及不清不浊之音,《通考》则无点,而其声势同国音上声之呼,故《反译》则亦二点。(旁点条)全浊…平声…引声之势中按後厉。(清浊声势之辨条) 上声:上声之音,低而安,如国音平声之呼。(汉音条)汉音上声,《通考》则二点,而其呼势同国音平声之呼,故《反译》则无点。(旁点条) 去声:去声之音,直而高,与同国音去声之呼。(汉音条)汉字去声之呼,与国音去声相同,故乡汉皆一点。(旁点条) 入声:入声之音,如平声浊音之呼而促急。(汉音条)汉音入声有二音,《通考》则皆一点,而《反译》则其声直而高,呼如去声者一点;先低後厉而促急,少似平声浊音之呼者二点。(旁点条)这里为了叙述方便,先探究去声,然後以阴平、阳平、上声、入声之序进行探究。 去声:汉音条云“与同国音去声之呼”,旁点条云:“与国音去声相同”。远藤先生认为韩国话的去声为高平调,同时考虑到“直而高”的描写,而把它似为55。但实际上当时韩国文人心目中的去声只是个高调,却没有平不平的观念。同时如果我们承认远藤先生的研究结果,而去声为55,平声为45的话,人们真的能够把平声和去声区别开来吗?又据远藤先生的研究结果,当时竟然没有一个下降调,而下降调在汉语各方言里是普遍存在的。以《汉语方音字汇》所收入的20个汉语方言点为例,每个方言点都是有降调的。〔5 〕可见降调是在汉语很普遍的声调。既然如此,为甚么偏偏在《翻译老乞大·朴通事》里没有表现出来呢?这应该与编者书者的语言感受有关。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崔世珍关于当时韩国四声的描写。如崔世珍写的《训蒙字会·凡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