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理论建设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戴曼纯 湖南大学 410082 湖南大学西方语言文化系

原文出处:
国外语言学

内容提要:

第二语言习得是复杂的认知活动,因涉及许多变量,众多的理论未能给问题找出满意的答案。本文拟对主要的第二语言习得观点和理论建设的关键问题(如研究方法、理论评估)作概括性的介绍。作者认为目前还没有一致的适当的标准衡量理论的价值,理论纷争的局面还将持续下去。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1998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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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引言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在过去三十年里出现了观点纷呈、方法各异的局面,据Long(1993)估计,目前已有四十至六十种理论、假说、模式、框架、观点、范式、理论主张、理论模式、理论观点等。理论建设是一个学科健康发展的必备条件,然而,构建理论的出发点和目的、研究理论的方法和途径以及理论的评估等问题都制约着理论的发展。本文拟从以上几点出发对国外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建设作一番扼要介绍。

      2.第二语言习得观简介

      本节不可能对各色理论进行逐一系统的介绍,只针对不同理论所反映的语言习得观做一定的归纳。总的说来,有数十种观点之多,但对该领域产生较大影响(其中包括引发新问题)的理论大约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2.1变化论(variationism)

      从社会语言学观点出发用实证主义方法对第二语言习得者的中介语进行动态研究的学者坚持中介语的可变性。Ellis(1985;1990b)提出可变语言能力模式(VCH),认为中介语呈系统性和非系统性变化, 中介语是一系列可变系统,系统性横向变化预示着纵向发展,其发展又包括语言形式的吸收与内化、建立形式与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过程。变化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Tarone(1983;1990)试图证明中介语的句法、词法和音位系统均呈变化形式,情景、话题和对言语的注意程度都能改变语言运用;她认为中介语能力(interlanguage capability)是异质的,由一系列语体构成,中介语的变化是语体变化造成的。

      变化论抛弃了生成语法和以生成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抛弃了传统的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之分(Gregg,1990)。 变化论都以中介语输出为研究资料,用从研究到理论(research- then- theory)的方法,根据语言运用的变化情况推断语言知识(中介语)的变化。这样的研究根本没有解释语言习得的心理语言过程。

      2.2唯理论(rationalism)

      反映Chomsky普遍语法观的唯理论认为中介语总是一个同质的、 完备的系统,任何时候都处于最佳状态(optimal at all times)。唯理论强调语言的天赋性,语言能力即语法知识,是语言背后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是“语言器官”(language organ)。

      虽然乔氏本人未曾直接论述普遍语法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关系,但普遍语法对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意义深远,例如,近年来关于成人语言是否有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有普遍语法起作用成了一个主要课题(Saleemi, 1995)。Bialystok和Hakuta(1994 )认为第二语言学习跟第一语言学习一样受相同的原则引导(channeled), 语言的相关性能很好地预示第二语言学习的速度(Lipski,1996 )。有人(如Krashen,1981 , 1985;Dulay and Burt,1974)受普遍语法观的启发提出并试图证明第二语言的“自然习得顺序”。

      唯理论试图弄清如何理解和产生语言, 而实际上有关论述(如Krashen的五大假说:习得——学得说、自然顺序说、监控说、 输入说、情感过滤说)相当抽象笼统,无法用实验进行检测,也不便于用内省进行证伪,往往可以在论述的逻辑中找出缺陷(参见荆增林, 1991 ,1992 ; 戴曼纯, 1996 )。 唯理论用从理论到研究(theory- then-research)的方法先构建理论解释语言习得过程,然而, 借用的理论是研究(第一)语言知识的(如普遍语法),因而往往走的是从假说到假说或从抽象到抽象的研究道路。这种研究能满足学者们理论研究的需要,却无法解决教学中的问题。

      2.3其它主要观点

      也有些学者跳出解析内因的方法和思路另辟蹊径,从文化或环境的角度解释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因素。 Schumann (1978 ), Giles (1979),Andersen(1983 )分别提出了文化导入模式(acculturation model )、 顺应理论(accommodation theory )和归化模式(nativization model)( Ellis,1986)。Schumann认为社会因素和情感因素是决定第二语言习得的主要变量,第二语言发展的程度取决于学习者的文化导入程度。Giles 认为动机是自然环境下第二语言水平的决定因素,人们根据对语言交际环境的不同看法不断修正自己的言语,以便缩小或加大双方语言上的差异。 Andersen 以文化导入为基础, 将Schumann不予考虑的认知因素纳入第二语言习得模式中,认为学习者用吸收同化手段输入符合自己的内在标准,然后调整内化系统使之符合目的语输入,重新构建自己的中介语系统,其过程更象皮钦语化和非皮钦语化。

      从文化、环境,甚至情感方面阐述第二语言习得和变化论一样无法弄清语言习得的内在过程或认知过程,充其量解释了语言习得的速度和程度,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以上几种思想反映了第二语言习得的复杂性,也表明了理论建设的难度和正规化的必要性。

      3.理论建设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理论建设是科学研究的正常研究活动(Beretta,1993)。 对已有理论进行分析、评估、扬弃均属正常。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有的学者一味提出假说,无视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的不提出自己的理论,而对他人的理论用新的眼光审视一番,或修改,或补充,或批判。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在构建理论的出发点和目的、研究的方法和途径、评估的标准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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