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是东北的土著民族，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有文字可考的商周时代的肃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不断地涵容着周边诸多部族，最终形成为东北地区人口数量最多、分布地域最广的民族共同体。由于与汉族频繁密切的交往，两个民族之间长期杂居共处，特别是清初大批满人“随龙入关”，以及与之对应的汉人大量移入东北边鄙所形成的“换防”式的大对流，使满族固有文化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冲击，影响所及，不惟生活习俗、经济方式、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等诸方面，甚至连作为满族文化典型标志和重要载体的满族语言也发生剧烈变化，经历了由兴旺而衰微，乃至今天基本上被汉语所融合替代，几近消亡的发展过程。在这样一个同化渐变中，一方面满语作为交际工具的作用日趋消损而退居次要地位，使用地域与日俱减，退缩至今天仅局限于黑龙江省嫩江、黑龙江流域极个别偏远闭塞的满族相对聚居的村屯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伊犁河谷锡伯族聚居的乡镇，从而造成今天绝大多数满族人已经“不识满语真面目”。另一方面，在两种语言存亡斗争过程中，作为矛盾对立面相互作用的一种反动，满语对北方汉语方言乃至对汉语普通话之影响，因语音、词汇及语法等多方面之渗透启端颇早——其可以追溯至满语祖语女真语甚至更早时代——的缘故，长期以来沉淀于汉语中而成为汉语方言的底层，亦为今天的汉族人所循习不察、浑然不觉。 关于满汉语言间相互接触、影响问题，以往著述从研究满语的角度出发偏重于汉语对满语影响的一面，反之对满语反作用于汉语的一面则重视不够。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试谈满语对汉语的影响。 一、汉人北渐与东北汉语之形成 汉族是在秦统一的基础上，于汉代正式形成的，族即以朝代得名。其主体部分是华夏族，并融合了周边的夷、蛮、戎、狄等其他民族。东北的汉族，则是由燕、秦时来到东北的燕人、周秦人与当地的东夷、山戎等共同融合而成的。 据文献记载，中原人较大规模地进入东北地区是在战国末年。《史记·匈奴列传》载：“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1〕“辽东郡”地当今辽宁省中部、南部和朝鲜平安北道之大部；“辽西郡”括有今辽宁省南部及河北省东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右北平郡”在今辽宁省西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河北省东北部。于此可知战国末燕之东北境已达到今辽宁省北部，辖有今辽宁省之大部。这一时期燕人大规模地迁居辽西、辽东，燕都蓟城（今北京城西南）为秦所陷，燕王流亡辽东，使燕人入辽达于高峰。秦末，为躲避中原连年不休的战乱，秦人更纷纷涌入东北，使东北中原人口急剧增长。至西汉时，“右北平郡户六万六千六百八十九，口三十二万七百八十”、“辽西郡户七万二千六百五十四，口三十五万二千三百二十五”、“辽东郡户五万五千九百七十二，口二十七万二千五百三十九”、“元菟郡户四万五千六，口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五”〔2〕，四郡总人数达116.7万，扣除非东北地区部分及少量当地土著，则汉时东北地区汉族人口近于百万，这于当时实在是颇为宏巨的可观数字。 以后的各个时代，汉人因诸多原因流入东北不绝于史，这里仅择几例，以窥一斑： 晋咸康四年（公元338年），前燕慕容皝 “掠徙幽冀三万余户”。（《二十五史·晋书》第1574·3页） 唐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契丹耶律阿保机“伐河东、河北， 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二十五史·辽史》第6790·3页） 辽神册六年（公元921年），辽太祖“分兵略檀、顺、安远、 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同上，第6792·1页） 金天辅六年（公元1122年），“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实之。又命耶律顶佛以兵护送诸降人于浑河路，……从便以居”。（《二十五史·金史》第7029·4页） 《金史》载：“太祖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实京师。……及以燕京与宋，而迁其人，独以空城与之。”（同上，第7225·2页） 据载，“天会时掠致宋国男妇不下二十二万”〔3〕， 则终金之世中原汉人徙居东北地区人数之巨可想而知。 明清之际汉人移徙东北地区达到最高峰。明代仅以辽东都司而论，“辽中等二十五卫，安乐、自在二州，招集”有“马军七万三百一十八、步军三万七千四百九十五、屯军一万八千六百三、盐军一千一百七十四、铁军一千五百八十四”，加上“全镇沿边墩台障塞操守”之“官军九万五千三百六十九员名”，使兵员总数达到22.6万人。明末，后金多次入略，每战多有俘掠汉人之事，被掠徙东北之汉人即逾百万，其余可想而知。此外，清入关以后，又制订流人遣戍制度，迁徙、流放、充军、发遣东北之流人据李兴盛先生估算约40余万人〔4〕， 丁介“南国伟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5〕之诗句可谓其生动写照。 除了军事、政治原因之外，东北地区土地丰腴、地广人稀、资源富饶的自然条件对于清代关内土地兼并中失去土地或在自然灾害中无法生活的人们来说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造成大批关内汉人跃踊北上，清政府虽迭经封边查禁，犹未能遏止冒死越边，仅吉、黑两地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至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42年间人口由9 万余人猛增至44万余人（其增出之3.9倍绝多系汉族垦民）， 至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九十余年间更激增至257.7万人〔6〕；奉天府所辖民人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约36万，四十二年（公元1781年）为79万，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已达175万人〔7〕。汉人的大量徙入终至奠定近代东北汉人占绝对压倒多数的人口优势与今日的地域分布格局。
